兵归帅有（第1页）

捻军常年纵横苏、鲁、豫、皖数省，其间来去迅捷，行动飘忽，但他们多为皖北、鲁西之人，每年秋收季节，必回家乡兼以采购粮食，所以捻军的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曾国藩所说的重点设防，就是在苏、鲁、豫、皖四省十三府派驻重兵，从而达到“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类似守株待兔一样的目的。

曾国藩并不将十三府平均看待，而是将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河南的周家口、安徽的临淮关等地，作为重点的重点。在“重点的重点”处，曾国藩设立大营，大营所在地构筑坚固工事，而且每处都储藏大米一万石以及大量草料、danyao、军械。四省形成联动机制，一省有警，三省往援，一旦某省响起警报，往援的三省即可从大营获取粮械。重点设防之外，曾国藩又命令地方官清查农村的圩寨，实行坚壁清野，以断绝捻军的米粮等物资补给。

曾国藩的这套战略决策，事实上都切中了捻军的要害，堪称老辣，若运用得当，足以限制捻军的马足，但问题是重点设防需要分兵把关，在这一点上，作为指挥统筹者的曾国藩颇伤脑筋。

李鸿章除将已经北上各军调归曾国藩指挥外，又将江南各军及援闽之军，先后北调，曾国藩为了保证重点设防政策的实施，也将尚未裁撤的湘军尽可能北调，由此使平捻兵团的湘淮军达到了八万之众。在这八万湘淮军中，只有两万湘军，其余六万都是淮军，曾国藩要想指挥如意，实际就是看在战场上调遣淮军能否如意。

有研究者指出，淮军虽源自湘军，但已有很大更改，其中最深刻、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更改，便是把湘军营制的兵归将有，帅不为制，改为兵归帅有，全军上下唯听统帅一人。在湘军中，曾国藩更像是一种道义上的领袖，左宗棠、沈葆桢皆出自湘军，然而只要翅膀一长硬，或与曾国藩闹了意见，便可形同陌路。淮军中则无此情况，所有营头包括中大枝营头在内，均唯李鸿章一人马首是瞻，没有独辟门户的现象，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都只会在李鸿章“脚下盘旋”。

六万淮军虽然形式上已拨归曾国藩指挥，但仍尊李鸿章为他们的老大，无论大事小事，都会写信去向千里之外的李鸿章诉说，而不向曾国藩请示。李鸿章因为自觉对淮军比曾国藩更为了解和熟悉，同时又放不下他的军队和将领，所以也不肯站在一旁当闲客。他或者写信与曾国藩商量，或者直接向朝廷上条陈，从部队的进退、分合、饷项、添勇，到保举或参劾统将，以至统将休假，事无巨细，都要涉及。曾国藩亦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一开始，他还耐着性子，几乎事事让李鸿章“裁示”，要他代为对淮军诸将“训迪”，但很快就忍不下去了，认为李鸿章“事事干涉”，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在军中的权威和判断。

曾国藩、李鸿章用兵使将的理念并不相同，李鸿章唯才是举，只论能力，不管亲疏或者有无功名，他的三弟李鹤章、六弟李昭庆以及统将刘秉璋，皆被曾国藩奏调随营，但在李鸿章看来，二李能力极为有限，不堪重用。事实也是如此，李鹤章原先在淮军中的地位相当于总指挥，有人甚至把他比作是淮军中的曾国荃，但后来在淮军中便渐渐没了存身之地。李昭庆还不如李鹤章，李鸿章对他这个小弟弟的评价是“文弱”“不济于事”。

李鸿章只希望两个弟弟老老实实地待在曾国藩身边，“赞襄左右，联络诸将”，然而曾国藩却想赋予李昭庆重任。李昭庆北上时，从苏州带了四个营，这四营其实也非能战之队，“只堪坚守，不能出战”，然而曾国藩却要李昭庆以四营为主，组建游击之师，并率部追击捻军。李鸿章知道后急忙去信，请求曾国藩以驻守济宁的潘鼎新军作游击之师，而让李昭庆率部驻守济宁。

曾国藩以为李鸿章是在替弟弟求情，怕李昭庆像僧格林沁那样追着追着就送了命，当下便明确告知李鸿章，说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不是你想改就可以改的！

恼怒之余，他还板起面孔，端起老师的架子，很不客气地教训了一番李鸿章：论私，你现在作为留守后方的督理江督，家里必须有一人在前线担惊受苦，如此才能让众人心服；论公，你我都坐在“剿捻”的一条船上，淮军又是“剿捻”主力，如果淮军都不能提振精神，镇压捻军，那么天下还有哪支军队可以对付捻军呢？天下大局该如何收拾？

因为自感李鸿章在干涉他的指挥权，曾国藩最后甚至表示，如果他“剿捻”一直都无起色，就将奏请让李鸿章挂帅“剿捻”。

李鸿章尽管内心不甘不服，但老师发火，他也只能乖乖听训，不敢完全违拗曾国藩的意愿，以后能少插嘴就尽量少插嘴，并要求淮军各部都必须听从曾国藩调遣。然而即便这样，前线的淮将们仍然难以对曾国藩的命令做到绝对服从，导致曾国藩在指挥时，“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

曾国藩沮丧不已，对李鸿章感慨直言：“淮军非你不能督率！”直到此时，他也才对过早裁撤湘军感到追悔莫及，发出了“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