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术制之（第1页）

曾国藩所谓的重点设防，其实只是单线防御，曾国藩对淮军指挥失灵和用之不得法，又使得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援兵往往难以及时补位，故而捻军仅需突破一点，就能在重点设防的广阔区域内纵横自如。与此同时，坚壁清野的措施虽给捻军带来很大不利，但这些不利因素，对于声势壮大，兵力充足的捻军而言，尚构不成致命威胁。

发现重点设防和坚壁清野都不足以制服捻军，曾国藩再思良策，开始实施河防战略，具体来说，是在运河、沙河、贾鲁河的河道沿岸，修筑堤墙、木栅、堡垒，其用意是通过层层围困，越逼越紧，最终将捻军驱逐至豫西山多田多的贫瘠之处，加以歼灭。

与重点设防时，将领们更喜欢留守，而视游击为险途不同，对于河防，众人的态度都是宁愿游击，不愿防守。原因是一旦承担河防任务，就必须同时把筑堤建垒的活也接过来，整天掘泥挑土，十分辛苦，不像游击之师可以半行半住，相比之下还安逸一些。竣工后，河防者必须固守该处河堤，守住了没啥功劳，守不住则要受严厉处分，这也比不上游击之师——追击捻军，追上了记大功，追不上，有僧军之例在前，也绝不会记过。

“勇丁愿行路，不愿挑土；将领愿做活事，不愿做笨事”。诸将纷纷推诿叫苦，谁都不肯担任河防，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得硬性指定。刘铭传被命令防守沙河，就去向李鸿章告假。曾国藩在巡视时，收到李鸿章的一封来函，拆开一看，居然是替刘铭传说情的，信中诉说铭军有多么辛苦，请求让刘铭传休息一段时间。

曾国藩非常恼火，当即复书李鸿章，说我记得前年冬天，刘铭传已经回籍小住了数月，来此作战也不过一年多，如何就累到顶不住了？他现在是防守沙河的主将，如果任他告假，沙河防务势必无成。

曾国藩认为沙河、贾鲁河是捻军闯入山东、皖北的必经之地，对于河防战略，他是充满信心的，当然不能允许自己被李鸿章干预掣肘，以致贻误军机，因此他在信中很严厉地批评了李鸿章，说：“眼下淮勇各军既已归敝人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今后凡是私下向你诉苦或者请托的，你都不能接受，要明确告诉他们，一切都得由我定夺，这样才能统一号令，保证指挥不致失灵。”

挨了曾国藩的训后，李鸿章也很郁闷，他带着怨气致函潘鼎新，说：“湘军将帅，向来看不起我们淮军，即便是没什么资历的后生小子，也想与淮军前辈争雄。你们作为淮将，要给我争口气，拼死打它几场漂亮仗，把淮军的牌子树起来！”

李鸿章为刘铭传求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曾国藩的河防战略其实很不以为然。他听说守河之策，最早出自刘秉璋的建议，便写信给刘秉璋，戏谑道：“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没想到秦始皇在千百年后，还能遇到你们这些知音呢！”

曾国藩试图在重点设防的同时，设防诸河，运用点线结合的战术，打击和消灭捻军。问题在于，他摆的是一个千里设防、分兵把关的一字长蛇阵，捻军只要乘虚而入，河防战线便会全局崩溃，就此而言，李鸿章并没有估计错误。

河防堤墙建成后约莫一个月光景，1866年9月24日，捻军于半夜二更时分，在距河南开封城以南数十里处，以潮涌之势，冲破堤墙，然后向东急奔而去。曾国藩苦心经营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宣布告吹，运河沿岸一片风声鹤唳。

因曾国藩从重点设防地区抽调劲旅，用于扼守河防，故而导致清军在内线的力量薄弱，捻军踏破河防防线后，闯至豫东、山东，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曾国藩只得重新调兵遣将，于是拦头之师又变成了尾追之局，湘淮军疲于奔命，战局已完全朝着与曾国藩愿望的相反方向发展。

此时距曾国藩北上督师已近两年，朝野舆论物议纷起，指责曾国藩劳师糜饷，不但没能“剿”灭捻军，反而使得其声势更加浩大。曾国藩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致血压升高，寝食难安，身上原有的老毛病也都复发加剧。10月1日，在自感对捻军“无术制之”的情况下，他奏请饬李鸿章携带江督关防，驻扎徐州，协办山东军务，待情况缓和，再回驻南京，又饬请复出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同样携带鄂抚关防，移驻南阳，协办河南军务。

朝廷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表示让各省督抚越境助战也是应该的，但同时也没忘记申斥曾国藩，说你是平捻主帅，统筹全局，克期建功，是你的责任，可不要只知道依赖地方督抚，自己却把仗给打得一塌糊涂。

这下曾国藩的老脸再也挂不住了，愧惧交加之下，便以病重难愈为由向朝廷告假，并奏请改由李鸿章主持“剿捻”。此时，朝廷也看到了曾国藩的有心无力乃至无心作战，也就很爽快颁谕让曾国藩在营调理一个月，待病愈后再进京陛见一次，钦差大臣关防改由李鸿章署理。

李鸿章得知后，连忙上奏朝廷，要求务必让曾国藩回任江督，并称如果曾国藩不回任江督，平捻兵团的军饷粮秣将很难得到保障，“臣从军十几年，深知胜败利钝之理，其关键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接济”。

因为李鸿章的坚持，朝廷只得谕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实援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这样，李鸿章便正式成为“剿捻”主帅，坐镇徐州前线指挥调度，而曾国藩则与之换班，回到后方为之筹集粮饷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