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牌（第1页）

1896年8月2日，李鸿章一行乘专轮横渡海峡，进入英境。前来迎接的是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瑷等人，英国zhengfu未派人迎接，实际上，此前中国使团乘船途经香港时，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在招待方面，对李鸿章也不热情，其原因就是英俄在远东竞争激烈，看到甲午后中俄关系密切，英国zhengfu自然一肚子不满。

以外交姿态来说，李鸿章认为有报复一下英国人的必要。3日，使团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按照行程安排，当天要游览伦敦市容，向导本拟把众人带到热闹市区去，但李鸿章坚持非参观东伦敦平民巷不可。看完那些陋巷，李鸿章意有所指地朝着向导感慨：“原来你们英国也有不少穷人嘛！”

英国zhengfu的冷漠态度，已经决定了接下来的“照磅加税”必然很不好谈。在伦敦，李鸿章先后拜会了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维多利亚女王，如果说拜会女王尚属礼仪程序，拜会索尔兹伯里就是谈实质性话题了，双方密谈了一上午，从中英两国的经贸合作谈到外交政策，直至增加关税。谈及增加关税问题，李鸿章希望英国能做个表率，并告知只要英国答应“照磅加税”，其他各国就没有拒绝之理，但索尔兹伯里却说，必须等两次鸦片战争中的相关条约到期，才能谈这件事。

索尔兹伯里的话令李鸿章极为不满。其实日本原先和中国一样，实行的也是“协定关税”，不过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成功地与英国完成了税则修改谈判，提升了税率，可见所谓须等条约到期再议，只是推脱之辞。李鸿章当即语带讥讽地说道：“只听闻贵国一味迁就日本，却没有听说日本要给予贵国什么厚报。现在贵国仍不肯以待日之道以待敝国，而英国人又如此歧视东土（指中国），真是令我们华人太失望了。”

李鸿章滔滔不绝地与索尔兹伯里辩论了很久，索尔兹伯里虽表示欣赏他的见解，但始终以加税直接涉及英国切身经济，将影响英国经济为由，拒绝将加税谈判纳入中英双方的中心议题。

事情未能得到解决。隔了几天，8月8日，李鸿章收到总署的紧急电报，要求他再做努力，“切实与英国商议增税事”。

14日，李鸿章求见索尔兹伯里，两人进行了闭门会谈。这次英国首相承认关税的确过低，也没有再坚持要等相关条约到期再议，但他却为谈判设置了新的先决条件，说是要咨询上海等地英国商会的意见。李鸿章立即指出，甲午战争前，英日修约改税，并没有听说要征询商会意见，为何英国zhengfu那时能够乾纲独断，现在对待中国就不同了呢？

索尔兹伯里有些狼狈，连忙分辩称，这都是时任英国首相金伯理的错，是金伯理贸然答应了日本人，结果引起在日英商的不满，到处投诉。他还说，为这件事，金伯理已经把肠子都悔青了。

在第一次会谈失败后，英国报纸曾透露，索尔兹伯里对于加税谈判推三阻四，其实是算计着要利用“照磅加税”，从中国索取交换条件，用以扩大英国的在华特权，只是一时不愿明言而已。在就偏袒日本的政策进行一番真真假假的辩解后，索尔兹伯里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只有中国先行取消厘金等，双方才有可能就“照磅加税”进行谈判。

李鸿章硬着头皮再次求见英首相，本来也已做好心理准备，看英国人会索要什么样的交换条件，届时“权轻重而量长短，可许则许”，但一听是要求取消厘金，心里不由得一沉，因为关于厘金，他根本没有任何可退让的空间和余地。

厘金是一种商业税，它原本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权宜之计，清廷创办厘金，最主要目的就是补助军饷，战争年代，湘淮军的军饷多来源于厘金。战争结束后，厘金按理应该取消，但此时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厘金的使用，都早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舍弃不得，于是厘金不仅没有被废除，还被固定下来，成了经常性正税。

厘金虽重点针对国内贸易，但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贩运土货出口，也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洋商们对此极为不满。英国zhengfu首先通过刺刀威逼，在中英《天津条约》中加入了用以取代内地厘金的“子口税”。子口税在海关进行征收，因其最高税额仅为关税一半即2.5%，故又称“子口半税”。

虽然有了子口税，但因洋货在中国内地的零售分销业务，大多仍需由华商来完成，故而在现实中，子口税并没有能够完全取代厘金。为此，在“马嘉理案”发生后，英国便又胁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租界可免收洋货厘金。

《烟台条约》是在李鸿章主持下签订的，该条约暗含了一个套，即以同意租界内对洋货免收厘金，换取在租界外对洋货征收厘金的事实权利。英国人吃了个哑巴亏，裁汰厘金的最终目的没能实现，这次索尔兹伯里见李鸿章二度登门，显然是急于达成加税一事，便干脆把取消厘金和增加关税放到一起，摆出了一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