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血可以报国（第1页）

李鸿章在日本社会名气很大，自他以中国全权大臣的身份来到日本后，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他回旅馆的必经之路上，想看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天李鸿章的轿子已经快到引接寺门口了，那是一个街道拐角的地方，空间很狭窄，加上争睹李鸿章的人群攒集，导致秩序非常混乱，轿夫只能排群缓行。

正当轿子从人群中穿过时，忽然有一个日本浪人窜到轿前，用左手按着轿夫的肩膀，趁轿夫惊讶停步、卫兵亦未及反应之际，浪人用右手拔出shouqiang，朝着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当时戴着眼镜，子弹打破眼镜，击中左脸颊，深入左眼下，鲜血顿时染红了他身上所穿的黄马褂，根据李鸿章事后发给总署的电报所述，他“登时晕厥”，也就是当场就晕厥了过去。一时间，现场乱作一团，周围行人如鸟兽散，凶手趁机闪入人群，躲进了路边的一个店铺。

随行医生急忙上前进行检查，发现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在做了简单的创口处理后，众人加快脚步，在卫兵护卫下，将李鸿章抬往旅馆。李鸿章很快清醒过来，毕竟见过大风大浪，面对突发状况和飞来横祸，他表现得异常镇静，下轿时用手捂着伤口，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

李鸿章这个时候最在意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由自己的遇袭受伤，想到了打破谈判僵局的可能性——依据自己大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经验，他已经认识到，不管自己死与不死，突然发生的行刺案，都将是中国使团扭转谈判中的不利局面，进而替国内赢得喘息之机的最好机会。

看到周围众人脸上都是一片哀戚和不安之色，他让大家不要担心，并嘱咐随员将换下的血衣保存起来，不要洗掉血迹，以便作为自己遭日人刺杀的罪证。望着衣服上的斑斑血迹，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翁不禁长叹一声：“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三十岁办团练，四十五岁平定捻军，他是那种敢于身先士卒的人，即便身为三军统帅后，也经常穿便服巡视军队营栅，骑马经过敌方营垒时，可以做到谈笑自若，所以连戈登都“深服其胆略”。在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李鸿章打过的仗和遭遇的危险，可谓数不胜数，但却从未有挂彩的记录，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年轻时冲锋陷阵都没受过伤，如今已垂垂老矣，却在和谈的地方挨了刺客的子弹。联想到自己的外交生涯中，被骂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和”字，李鸿章颇有哭笑不得之感，后来他对别人说：“我不伤于战，而伤于和，世人还说我好‘和’，这是什么道理？”

当晚，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等人送去照会，通知日方：“不能出席定于次日召开的会议。”接着，他招来美籍法律顾问科士达，说：“我的朋友都警告我不要来日本，因为会有人ansha我，但是贵国公使田贝先生、法国公使还有其他人，都向我保证，在日本没有一点危险……现在，你看，怎么样了？”

科士达自然会在第一时间，把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告知本国zhengfu乃至国际社会。李鸿章同时让儿子李经方给总署发电报，报告遇刺详情，并让总署赶紧联系各国驻华公使，请各国zhengfu对于日本刺杀使臣、破坏和谈一事予以关注。

李鸿章遇刺，首先惊动的自然是日本zhengfu。按照国际法，李鸿章作为外交使节，其人身安全应受所在国保护，因而此案一出，日本zhengfu十分被动，伊藤博文勃然大怒，咆哮着说：“宁可枪毙我，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

马关警方当即被责成限期破案。在中日谈判开始后，日方特别设立了维持谈判秩序的宪兵支部，刺杀现场就在宪兵支部旁边，距此不远还有一处派出所，所以凶手很快就被抓住了。

经审讯查明，此浪人名叫小山丰太郎，系无业青年，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成员。当问其为何行刺李鸿章时，他表示自己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的议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议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因而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

在日本，右翼激进青年刺杀zhengfu要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只不过这次刺杀的是外国使臣而已。究其根源，是日本在对华备战期间，有意进行煽动的结果；经过长期洗脑式煽动，日本国内早已形成一种扩张主义流行病，小山丰太郎就是受到了这种流行病的感染，以致变得歇斯底里，什么事都敢做。

甲午一战，连原本认为极难战胜的北洋海军都被击垮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表现出的军事实力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和扩张主义情绪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已成为民众的口头禅。即便在中日谈判期间，日本舆论也仍在一个劲地鼓动军队乘胜攻占北京，当时有署名诗作这样写道：“三军万里向天津，正是东风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将属手中春。”

小山丰太郎大约觉得只有杀掉“星使”李鸿章，战争才能继续进行下去，zhengfu和军队也才会孤注一掷，直到攻陷北京。事后，日本报章在介绍这次行刺案的背景时，竟然还如此阐述日本的所谓民意基础：“日本国内对这么早就开始谈判不满，日本应该扩大战果。”又借小山丰太郎之口，替行凶者叫屈：“日本不好容易才压制住了反对派，想跟中国和谈，可李鸿章不想和平，因此只有除去李鸿章，才可能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