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第1页）

伊藤博文是这样想的，当然他口头上不能这么说，面对李鸿章提出的质问，他的解释是：现在两国相争，日军正准备攻占各地，中国忽然要求停战，对日军士气会造成妨碍，所以他们要先占据险地作为抵押，才不致过后吃亏。

李鸿章、伊藤博文同被国际社会视为本国俾斯麦式的人物，两人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伊藤比李鸿章小十八岁），但自在天津相识起，就有惺惺相惜之意。在过去的十年里，两人一直书信不断，其间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赠送有关日本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改革措施的书籍，李鸿章不仅对这些书籍都仔细阅读过，而且还将自己有意大力革新，但受制于所处政治环境、难以充分施展的苦衷，都不加隐瞒地告诉了伊藤博文，足见双方在政治见解方面的相互信任与期许。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两年，朝鲜曾发生“防谷令”事件。所谓“防谷令”是朝鲜地方官发布的一项命令，用于暂时禁止本地谷物的外运及出口，根据日朝zhengfu达成的协议，朝鲜公布“防谷令”，应提前一个月通知日本领事，但那次朝鲜没通知，日本称自己因此受到重大经济损失，要求其赔偿。

据朝鲜估算，日方损失大约为六万日元，但日方要求赔偿十七万日元，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当时朝鲜内政外交实际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日本又尚未做好入侵朝鲜和中国的准备，面对国内舆论对于“防谷令”事件久拖不决的批评，伊藤博文迫不得已，亲自给李鸿章写信，说解决“防谷令”事件的事，他已经跟李鸿章长子、时任驻日公使的李经方提过了，现在想请李鸿章本人再帮帮忙，“假中堂阁下之一臂，而得妥协和局”，信最后署名是西方格式：“你的好朋友伊藤”。

从大局出发，李鸿章当天就给袁世凯发电报，让袁世凯劝朝鲜官员坐下来，妥善解决相关问题，以免因小失大，并且告诉袁世凯：“伊藤与我私交很好，他对于此事件的态度也并不虚伪。”在李鸿章的调解和干涉下，朝鲜最终同意赔偿日方十一万日元，“防谷令”事件迅速得以解决。

有这样的私交基础，在战场上被对方全面压制，手中缺乏任何有利筹码，而“晓之以理”又难以见效的情况下，李鸿章只能更多地尝试对伊藤博文“动之以情”：“我是直隶总督，这三处地方都由我管辖，由日军先行占据，我脸面何在？请伊藤大人设身处地想想，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然而伊藤博文听后，却不为所动，看上去根本就不想还在“防谷令”事件上欠李鸿章的“人情”，两人多年的私谊感情此时也丝毫不见踪影。这其实并不奇怪，民国外交家蒋廷黻曾经说过：“国际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同为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李伊之间再怎么是忘年交，再怎么彼此欣赏，到了涉及国家利益的谈判中，也都不会轻易相让，私交、人情都只不过是表面的装饰，为的是更容易打动对方。即如李伊在“防谷令”事件中亦是如此，伊藤博文想让李鸿章帮着调解，就左一个“好朋友”，右一个“好朋友”，同样李鸿章肯给袁世凯发电报，愿意对事件进行干涉，也不是真的完全从“好朋友”立场出发，说到底仍是想借此增强对朝鲜的影响力，并向日本及各国显示中国对于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眼见伊藤博文不吃自己的这一套，李鸿章只得转而主张先不讨论停战问题，直接商讨和约。伊藤博文等人对于暂不停战考虑得多，却还未想好如何订和约，才能捡得最大便宜，故而一时半会也拿不出和约草案，双方商定三天之后再次举行会谈。

自奉命出使以来，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处处都小心行事，每次会谈后，都随时电奏朝廷，候旨遵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看法向朝廷进行汇报，以供决策参考。此次会谈也一样，虽然他在会上有自己的主张，但会后还是立即向总署发去密电，对会谈情况进行汇报，除提供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供参考外，还明确表示日本要挟太甚，无法答应，叮嘱国内应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并尽量创造好的国内军事形势，以配合在日本的谈判。

光绪获悉，急令奕劻等与各国公使面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各国公使看了日本所提条件，也都表示只有停战期间中国补助日本军费这一条，还算合理，其他按照国际惯例，都不在尺寸上。

总署随后复电李鸿章，同意搁置停战之议。此举正中伊藤博文的下怀，他立即命令日军向台湾开进，1895年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列岛，显然是想抢先造成日军占领台湾的既定事实，然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伊藤博文的做法，进一步压缩了中方在和谈中的活动空间。24日下午，中日举行第三次会谈，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索取和谈文本，伊藤博文却还是拿不出来，推说要等第二天再谈。

会谈毫无实质性进展，陷入僵持之中。散会后，心事重重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下榻的引接寺旅馆。就在返回的路上，突然有暴徒向他发起袭击，由此酿成了一桩震惊世人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