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宿命（第1页）

俄国和其他国家都没什么要紧，要紧的是英国。在英国进行调停后，日本方面一度也被迫摆出了议和的姿态，小村寿太郎先是说要在他国不进行干预的前提下，由中日两国单独进行谈判，接着又提出可按照中方要求，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之后再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

议和当然不是日本想要的，日本外交官经过多次试探，结果发现英国表面反对日本向中国开战，但其实是打算骑墙，即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以便既能确保其东亚霸主的地位，又能拉着中日联袂对付沙俄。

在寻找到英国的软肋后，日本即向英国发出了“二选一”式的要求：不能再骑墙，必须选择与我们日本结盟，否则的话，我们就与俄国“配对”，投向俄国的怀抱。

日本同时抛来的大棒和橄榄枝，倒逼着英国不得不脱下中立的外衣，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英国等外来列强的确需要争取东亚盟友，或者说在远东的代理人，但它们需要的是撬动远东的支点。具体到英国身上，就是谁能真正帮助它对付其竞争对手俄国，用以巩固英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谁才能成为它在东亚的持久盟友。

中国虽是大国，但在英国看来，依然积重难返、暮气沉沉，与两次鸦片战争时那个老大帝国相比，实质性的进步并不大，也就是说仍属于弱国。作为弱国的中国，自保尚且不易，又有何能力和把握，助其盟友抵挡它们共同的对手？英国作如是想，换作其他西方大国，其实也一样，也因此，中国便难以与任何一个外来列强真正结盟，学者将之称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宿命”。

与身兼大国、弱国的中国相比，日本虽是小国，但显得朝气蓬勃，后劲十足。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人不仅持续不断地向英、法订购军舰火炮，重金聘请教官、工程师，同时还向欧美大批派遣留学生，这是中国做不到的，也给包括英国在内的上层人士，留下了一个日本正在孜孜汲取西方近代文明的良好印象。英国zhengfu由此认定，只有日本这个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等生”，才更适合成为它撬动远东的支点。

在日益紧张的中日对峙中，为了阻止俄国南下的步伐，用以维护其在远东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英国迅速改变态度，决定抛弃“老朋友”中国，支持“新朋友”日本。英国zhengfu除同意终止先前与日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外，还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政策调整，同日本结成联合阵线，由“联华遏俄”转向“联日防俄”。

日本答应英国，如若中日开战，将不以上海为战场，不会影响和损害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对俄国等其他列强亦如是。有了这一承诺，俄、英两国都很痛快地放弃了调停，美法等国见状，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愿取观望态度。

“弃藩邦，保疆土”本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只是以前唯独不包括朝鲜在内而已，现在眼看“以敌制敌”的策略难以奏效，中国将可能因为朝鲜而被拖入战争，李鸿章便有意接受总兵聂士成的建议，撤回驻朝军队，让朝鲜去独自对付日本。

这种相当于撂下朝鲜而求自保的意图，一经流露，朝野顿时为之大哗。御史言官们对李鸿章口诛笔伐，或称其胆小怯懦，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甚者称其年老昏聩、性情乖戾，要求予以撤换。

给事中褚成博、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先后上书光绪皇帝，对李鸿章提出弹劾。1894年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再次联名上疏，抨击李鸿章“观望迁移”，说李鸿章主张调停是上了外国的当，“办洋务数十年，却仍被洋人之术所骗而不自知”。张仲炘等人在奏疏中，还强调朝鲜为中国的藩国，日本对朝鲜的干预都是对中国的蔑视，更别说如今还心怀不轨，欲将中国排挤出去了。他们认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否则后患无穷。

除了固守传统的宗藩理论，主张对朝鲜应负保护之责外，朝中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朝鲜与琉球、越南等其他所有中国实际已放弃的边陲藩国都不一样，它紧扼北京的咽喉，又与东三省“龙兴之地”相接壤，丢掉朝鲜，就意味着国门大开，意味着外敌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长驱直入，因此从唇亡齿寒的利害得失出发，中国也必须出手。

舆论如此强烈主战，自然脱离不了国民对中国国力的认识。其时从日本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多数欧美列强，虽然都判定中国仍属弱国，但这一阶段中国表面所呈现出来的数据却并不难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启动洋务运动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内敛式发展，中国终于走上了与世界同步的上升道路，不仅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位置，军事实力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以淮军为代表的陆军基本告别了冷兵器，而北洋海军的建立则更是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海洋时代。

三十多年的时光，跨越了同治、光绪两朝，历史上也将这段时期称为“同光中兴”。“同光中兴”时期的人们，一方面，国际视野和知识仍然有限，偌大的北京书铺，连张世界地图都找不到；另一方面，同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则令举国上下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大国崛起的幻觉，并在这种幻觉中悠然自得——仿佛中国因遭两次鸦片战争打击而失去的荣光，都俨然已经恢复，中国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前那个“天朝上国”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鄙薄日本的轻日思想蔓延朝野，所谓“小日本”，照赫德所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李鸿章不幸就在“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当中。他居然不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而只一门心思想着调停或退却，在当时的舆论看来，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