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剑影（第1页）

和战之争的极为复杂之处，还在于重臣之间的恩怨以及宫廷权斗，也都已不同程度地掺杂进来。当时强硬主战的清流言官文廷式、汪鸣銮、张謇等，皆为翁同龢的门生，号称“翁门六子”，张謇更是俨然已成翁氏的谋士，每每代翁策划，且其意见多被采纳。当然，就算是在翁同龢的门生中，实际也有“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此人是翁的一个小门生，名叫王伯恭。朝鲜壬午兵变之后，他和张謇都曾受命赴朝处理事务，相对来说，对于朝鲜、日本的实情更为了解，只是张謇迎合翁同龢，一意主战，而王伯恭对与日本作战则持谨慎态度。

翁同龢喜听张謇等人之言，对于王伯恭的意见则不以为然，还嘲笑他书生胆小。王伯恭较了真，忍不住和翁同龢辩论起来，强调华军现有的器械阵法，技不如人，实在不应该仓促对日作战。

翁同龢从未带过兵，也未打过仗，王伯恭大胆进言，是怕自己的老师和一般言官朝臣一样，不晓实情，受张謇等人蒙蔽，以致出现错误判断。不料，师生间经过深入交流，他才发现翁同龢对于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并非懵懂无知，甚至他也不否认中国军队的总体军事实力早已落后于日本。

那为什么还要轻于一试？王伯恭有些摸不着头脑，当下又再次劝谏：“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我们不如对方，怎么还能心存侥幸，认为作战可以获胜呢？”

翁同龢的回答完全出乎王伯恭的意料，他的意思是中日之战，可能胜，也可能败，胜固然是好，若是败了，“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指李鸿章）到战场上去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翁同龢最后抛出的这句话，令王伯恭在恍然大悟的同时，也顿生毛骨悚然之感。他这才知道，和战的论争原来绝非如其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背后竟然还隐藏着如此多不可向外人道的刀光剑影。

翁同龢既想打击李鸿章及其北洋系，也希冀着能够削弱后党。他深知亲政后的光绪皇帝要想掌握全部实权，就必须用一场海外战争的胜利来树威，这样的话，慈禧就算再不情愿，也得被迫完全隐退。因此，他一面发动清议，大造主战声势；一面利用帝师身份，积极影响光绪决策对日开战。

在翁同龢和帝党清流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对于未来的中日之战越来越抱有憧憬，相应地，对军机处及李鸿章的主和之举也愈加不满。在光绪看来，正是军机大臣们一味主和，才导致日本敢于向中国递交“绝交书”，他为此严责枢府“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

由于中日态度都趋于强硬，两国关系因此急剧恶化。1894年7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呈送照会，指责中国zhengfu要求日本撤兵乃“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zhengfu不负其责”，此即“第二次对华绝交书”。日方举动进一步刺激了清廷，光绪大为震怒，当天即密谕李鸿章，让他速派大军进驻朝鲜。

次日，慈禧与光绪召集军机处、总理衙门相关大臣和各亲王，会商朝鲜事宜。这次会议传达出两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其一，清流派受到朝廷前所未有的倚重。作为清流派指点江山的大佬，翁同龢、李鸿藻原本都是军机大臣，但自那一年甲申易枢，两人被双双排除出枢府后，便再也没能回归。这次光绪亲自指定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翁、李皆为主战派，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枢府的既成面貌。中枢原先完全是后党的天下，从此以后，其内部便开始形成了帝、后两党对峙的格局，而翁同龢则从清流派首领，摇身一变，又成为帝党的实际领袖。其二，两位最高决策者，在光绪一力主战后，慈禧也已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