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就是康党（第1页）

李鸿章很早就避免将自己卷入帝后之争中去，所以尽管他赞同和支持维新变法，但出于自我保护，一般情况下，很少公开发表相关观点和看法，也绝不在公开场合下显示出对变法运动的热情。由于他始终给人以这样一种不明确、暧昧的印象，以致连接近他的张元济事后都说：“对于变法之事，他（李鸿章）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

具体到平时的行事，李鸿章更是小心：同维新人士的交往，皆在私宅之间；推荐康有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仅相商于孙家鼐；裁并詹事府等衙门，乃遵光绪诏命而办理。

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很难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包裹起来而不为人知，特别是他在维新变法期间，曾说过“我不如康有为”这样的话，此言就难免贻人口实。据李鸿章的侄婿孙宝瑄追述，自李鸿章说过这句话后，“京城的人大多把他（李鸿章）看作为康有为的同党”。

“康有为的同党”也即所谓“康党”，政变后，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足以致人死罪，京中也因此谈“康党”而色变。有人嫉恨李鸿章或想以此迎合上意，便上奏章，弹劾李鸿章实际是“康党”。慈禧召见李鸿章时，也首先问及他对康梁的看法，而李鸿章故作贬词。

政变发生时，康有为已经离京，随后便乘英国船经香港前往日本。梁启超则避入了日本公使馆，在伊藤博文的支持和安排下，日本公使林权助未得东京指令，先斩后奏，将梁启超也秘密送往日本。慈禧于是反问李鸿章：“既然你说他们无足轻重，为什么外国人还要予以庇护，跟我为难？”李鸿章巧言回复：“外国人不通中国国情，错把他们当成国士，才容许他们驻留，不过外国人最终应该还是会识破其本来面目的，到时候恐怕赶他们走还来不及呢。”

慈禧并不好打发，她对李鸿章的态度很不满意，突然质问道：“有人指控你是康党！”说完便向李鸿章出示了相关弹章。

出乎慈禧及在场其他人的意料，李鸿章处变不惊，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还坦然承认：“臣确实是康党！”

环境已经如此险恶，居然还敢承认自己是“康党”，这不是主动把自己放到刀尖上去了吗？就在众人惊诧疑惑之际，李鸿章又继续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地说道：“废立之事，臣未参与，臣只是觉得六部实在应当废除！”

李鸿章多年宦海颠簸，具有老练的政治手腕和成熟的官场应酬技巧，快速和巧妙地应付一切突发事变，也已几乎化为一种本能。他心里很清楚，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与不变，而是后宫权力之争；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了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

政变前，已传出“康党”在谋划废掉慈禧，这也是慈禧要发动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和理由，因此李鸿章一上来，就向慈禧表白自己既不知道，也从未参与废掉慈禧的“阴谋”，自然也不会是弹章中所揭发的“康党”。

李鸿章这里所说的“废六部”也就是他所倾向的官制改革，自然应属于维新变法的“新法”范畴，而保存六部，则属“旧法”。他坦率承认，以“新法”代替“旧法”，确实是他一直想要做，而未能做成的：“如果旧法能使国家富强，那么中国不早就强大了吗，怎么还会等到今天？现在要把凡主张变法的人都指为康党，那臣确实无可推诿，臣就是康党！”

慈禧的政治观点趋向保守不假，但她作为实际的最高当权者，并不甘心国家就此沉沦落后，以致被列强所欺，这是她与顽固派的一个重要区别，否则她也就不会冒可能失去权力的风险，放手允许光绪做变法的尝试了。李鸿章正是抓住了慈禧的这种心理，才在她面前如此侃侃而谈。当然能在那个时间和氛围下说出那一番话，其中所需要的胆识和气魄，亦非一般官吏所能为。

听李鸿章说完，慈禧沉默良久，之后果然并未再予以深究，而是把谈话内容移到了别的话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