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第1页）

李鸿章与伊藤都已经一致认识到，“康梁版”变法操之过急、失于急激，后果堪虑，而帝党维新派风头正盛，并没有什么人对此进行检讨。

1898年9月7日，光绪由内阁明发上谕，免去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一职。作为一个曾封疆开府、位列一等伯爵和首席大学士的风云人物，李鸿章对于被免职，自然不会太过惋惜。他诧异的是，自己在总署的这个小小差使无论如何算不上“冗员”，而且就职以来，也未曾有过明显过错，为何也要被一声不响地给裁掉？想来想去，李鸿章怀疑是张荫桓在皇帝面前说了坏话。盛宣怀人脉极广，他从北京探得消息，证实是因为李鸿章得罪了庆亲王奕劻和张荫桓所致，推测大致过程就是张荫桓实施了暗算，而奕劻没有阻止。

张荫桓是李鸿章的故僚，李鸿章对其有知遇之恩，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李鸿章昔日的一力荐举，就没有张某的今天，如今居然这样恩将仇报，人心险恶至此，李鸿章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另一件事也让李鸿章感到很是郁闷和揪心——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起，变法已历两个多月，其间为了响应朝廷求贤的举措，很多人获得登进。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曾出使英、日，阅历甚广，既是“帝师王佐，鬼使神差”中的“鬼使”，又最合维新之需，然而帝党维新派均视而不见，李鸿章执掌北洋时，门生故旧半天下，此时亦无一人出面保举，而任由李经方赋闲在外。

在给李经方的家信中，李鸿章颇有激愤之意，他还坦言面对日益激烈的帝后矛盾，以及不知会走向何处的时局，自己身心俱疲，早有相机求退之心，现在既被皇帝赶出总理衙门，也正好借此“静养避谤”。

李鸿章重又回到了贤良寺，其间除短暂赴山东勘查河工外，一直闲居于寺内，基本足不出户。虽然如此，他也并未一蹶不振。时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李经方的故僚郑孝胥，到贤良寺拜访李鸿章，亲眼见李鸿章“精神不衰”，回家后就在日记上写：“此老热犹未退，怪哉！”

李鸿章被免职十四天后，即9月21日，慈禧突然发动宫廷政变，史称戊戌政变。在这次政变中，李鸿章的姻亲、御史杨崇伊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他首先发难，写了奏请慈禧重新训政、中止皇帝新政的密折。据时人记载，杨崇伊写好密折后，给李鸿章看，请他联名，但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杨崇伊随后想让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廖寿恒给他转呈慈禧，王文韶不肯得罪皇帝，廖寿恒本就偏向帝党，两人都不敢发或不肯发。杨崇伊一不做二不休，当下赶赴天津，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商量，终于得到了荣禄的支持。荣禄联系庆亲王奕劻，由奕劻将杨崇伊的密折递入。慈禧看完密折后，在奕劻、荣禄等人的鼓动下，马上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实施了政变。

对于这场政变，除密谋和发动者外，几乎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在与慈禧关系已极度紧张、预感到“朕位且不能保”的情况下，光绪对于政变的来临倒已有所警觉。政变前四天，他即命康有为出京赴沪督办官报，后又由维新派成员林旭带密诏，要康“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李鸿章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在康有为奉命出京时，特地派人“慰行”，对之加以保护。

政变当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看似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后，即随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而告夭折，史称“百日维新”。北京街头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光绪驾崩、李鸿章复职等消息。张元济跑来找李鸿章，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才是。”李鸿章随即叹了口气。张元济知其有难言之隐，没敢再多说话，便告辞而去。

张元济不知道的是，李鸿章别说调解帝后，就连他自己都已经有了性命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