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第1页）

日军发动对辽东半岛的登陆战，目的是攻占旅顺。这是因为一者，李鸿章在旅顺经营达十六年之久，建有海陆炮台五十余座，大炮六十五门，它和威海卫堪称渤海之锁钥，二者与大沽口军港共同构成铁三角式防御体系，华军只要能够固守旅、威，相机出击，包括日军在内的外敌便都难以从海上威胁京津。二者，旅顺同时也是“存在舰队”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旅顺、威海卫作为北洋海军的两大要塞，不仅为退入港内的北洋舰队提供加煤、维修及人员休整的服务，而且还与舰队形成了岸舰协同的防卫体系——两要塞的海岸炮台多为新式远射程加农炮，其中仅旅顺炮台就有三十一门，一打起仗来，威、旅炮火犹如两支舰队一般，若再加上北洋舰队的防守堵击，日舰根本难以靠近。

在日军登陆前，中方其实已得到了相关情报，但无从实时掌握对方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辽东半岛的海岸线较长，要严防日军登陆，就只能机动出击，而辽南却恰恰没有这样得力的部队。当地驻军中比较拿得出手的部队原先共有两支：一支是驻于旅顺的马玉昆部毅军，另一支是驻于大连的刘盛休部铭军。但这两支部队主力都已被调往九连城，填补真空的是增募的新勇以及外地援军，其作战和机动能力尚不及鸭绿江防守集团，鸭绿江那边尚不能抽出机动部队用于反偷渡，辽南这里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北洋舰队，在移驻威海卫后，受伤各舰仍迟迟未能修复，加之士气严重受挫，面对联合舰队的严密监视，不能也不敢有击敌运兵船于航渡之中的想法。这样一来，“存在舰队”战术中反登陆作战的设想和准备也就都无从谈起，以致日军在未受阻碍的情况下即轻松登陆。

更为糟糕的是，辽南驻军各部也没有多少作战的主动性，日军成功登陆花园口后，一连十四天内，竟至无人问津，等到消息被证实，诸将又都惊惧起来。

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国内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相对和平期，陆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谋划打仗的意识逐渐淡薄，就算是不少老兵宿将，身上残存的虎气霸气也早已荡然无存。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即此中典型，此人乃铭军分统，早年也曾跟着刘铭传出生入死，如今则糊涂怯懦，一心只想着保命要紧。

以赵怀业为首，辽南诸将一个劲地请求李鸿章续调援兵。此时鸭绿江防线也正处于紧急状态，李鸿章哪里还有多余兵力可调，只得一面命令北洋舰队回驻旅顺，一面指示旅顺、大连守军，让他们在日军来路要口多埋地雷，此外只需各守营盘，不得轻易接仗。

诸将中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勇者。旅顺守将之一徐邦道考虑到，辽南重镇金州乃旅大的后路咽喉，金州失守，旅大难保，因此力主支援金州，以固旅大后路，然而他提出这一倡议后，却无人响应，徐邦道只好独自率部赴援。

1894年11月5日，日军第一师团向金州发动进攻。李鸿章当初在布局旅大时，其实就注意到了金州的重要性，为此曾主张在金州设立重兵，建筑炮台，但他手上经费有限，没有财力这么做，上报朝廷，朝臣们又都认为此举太浪费，毫无必要。由于未能重点设防，致使如今的金州既无足够的守军，也缺乏强固的防御设施，虽有徐邦道主动来援，兵力加起来也仅三千，面对日军一个师团的猛烈进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眼看战事吃紧，徐邦道忙向大连的赵怀业求援，赵怀业明明拥有重兵，但拒不相助，搬出的理由就是李鸿章指令中的“各守营盘”。在兵力单薄、缺乏强援的情况下，徐邦道等虽奋力抗击，终于还是抵挡不住，金州遂于次日失守。

日军袭据金州后，大连湾、旅顺口皆成绝地。已经回驻旅顺的丁汝昌情知不妙，在请示李鸿章并获准以保船为原则可便宜行事后，于金州失守的次日，率舰队在旅顺周围转了一圈，然后以一种凄凉绝望的心境撤离旅顺，仍旧避入威海基地。

旅顺位于黄海海域，北洋舰队自此次撤出开始，就再没能与黄海海域沾边，这无疑标志着“存在舰队”战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军事评论家也因此认为日本海军似乎已取得了“黄海的绝对制海权”。

7日，日军乘势进攻大连湾，守将赵怀业还没等日军杀到面前，便已于前一天晚上率军逃往旅顺，于是，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唾手占领大连湾。

金州、大连既失，旅顺前后受敌，形势危如累卵。当天正是慈禧的六旬大寿生日，她曾试图在过这个生日时避开战争，但终究还是躲不过，后来又盘算着要以前线的大胜来为自己“祝寿”，结果却是接连的惨败和失地。

置身于如此境况之下，慈禧母子心情之黯淡，可想而知。翁同龢抓住机会，让光绪相信丁汝昌对日军登陆成功负有重大责任，正是由于丁汝昌所统带的北洋舰队未能阻止日军登陆，才会造成如今旅顺危急的局面。光绪大怒，立即下令革去丁汝昌的尚书衔，摘去顶戴，“戴罪图功，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