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第1页）

甲午战争令李鸿章“裱糊匠”的角色原形毕露并垮得一塌糊涂，同时这场战争也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向：日本凭借在战争中获得的巨额赔款及其开拓的广阔市场，国力快速上升，成为唯一能够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亚洲国家；而中国这个曾经的亚洲老大，不仅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红利走向终结，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随着大国崛起幻觉的破灭，鸦片战争以来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自信，亦在这场战争中丧失殆尽。

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在救亡图存的新政治语境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士人学子开始崭露头角，时人称之为“康党”，也就是今人所说的维新派。

维新派对“祖宗之成法”表示怀疑，希望对之进行革新，此即“维新变法”。维新变法除囊括过去洋务派的各种主张外，又进行了延伸和拓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洋务派所讲的变法，主要尚局限于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而维新变法则将内容伸展到了思想政治和制度领域，开国会、设议院、废科举、兴学堂等皆在此列。

对于维新变法，李鸿章基本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在他看来，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出在成法未变和风气未开。

成法未变带来的直接问题是“政杂”，官僚制度过于坚固和僵化，往往使有为者失位，无为者有位。李鸿章幕府精英云集，比如伍廷芳，此人曾留学英伦，精通西方政治法律，还在香港担任过要员，任职期间颇有建树，这样的人才却只因未进入科举系统而不得进入高层。能够进入高层的，是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和他们类似的那些人。翁同龢是状元，李鸿藻也是翰林院编修出身，二人皆为科举金字塔尖上的人物，学问都不错，但他们在实际政务处理上皆很平庸，洋务更是一窍不通。让他们解决问题束手无策，拖起后腿来倒是一个顶俩，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对翁同龢大光其火，也正是因为他对此早已积郁已久。

风气未开则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之中。西方曾出版过一本《李鸿章回忆录》，虽是伪作，但其中对李鸿章“一个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的刻画却相当传神。事实上，对于李鸿章的洋务主张、洋务思想、洋务事业，过去多数臣僚都不以为然，在李鸿章不得不对其洋务思想保持低调的情况下，朝中亦无人敢公然唱随，以致李鸿章创办洋务三十余年，犹如在演独角戏，自叹：“尝苦有倡无和。”李鸿章的旧日幕僚、深知幕主处境的吴汝纶，亦为之叹息：“李相之欲变自强，持之数十年，无人应和，历年奏牍可覆按（即可查）也。”

风气未开又与“言多”一一对应。在李鸿章既往的洋务实践中，几乎每一步都要受到阻挠和牵扯，尤其帝党清流更是毫不放松，他们一半是出于无知，对世界形势毫无了解；一半是出于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恐惧，“恐不利社稷”，因此攻击谩骂起来不遗余力。按照改良派学者王韬的说法，其时“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乎盈廷皆是”。处于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下，李鸿章的洋务事业可谓举步维艰，他所惨淡经营而获得的那一点点洋务成果，与其实际勾画的洋务蓝图也相距甚远。马关订约时，李鸿章曾叹息着对伊藤博文说：“阁下在贵国所兴之事（指明治维新），功效显著，鄙人也久愿在敝国仿照实施，但可惜只要一说到新学，便一言难尽。”

要说维新，要说变法，李鸿章可以算是最早的维新派，也是最早的变法派，但他从未能够解决“成法未变、风气未开”的问题，而这场由“康党”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却对症下药地给出了方子。李鸿章深受触动，在与女婿张佩纶交谈时感叹：“不变法，国家就不能保全，何谈个人身家性命？”

与此同时，维新派的主张也在原先形同顽固派的帝党清派中引起强烈反响，连作为帝党清流领袖的翁同龢，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甲午战争起，翁同龢便开始接触维新派的思想，并试图从中找到挽救危局的有益办法。战后，他亲自走访康有为，索取和阅读其所著书籍，“自是翁（翁同龢）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

在翁同龢、张荫桓等帝党要人的影响下，光绪对于维新变法主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至此，帝党的政治态度发生集体转向，一跃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支持力量和盟友，翁同龢甚至成为“公车上书”的幕后策划者之一。换言之，帝党如今不仅不阻挠变法，而且还是变法的助推手，这是令李鸿章感到欣慰之处，然而让他感到特别郁闷的是，帝党能容得下变法，却依旧容不下实为变法首倡者的他李鸿章本人，以致他不仅被迫沦为了旁观者，甚而连表达支持的愿望都受到了限制。

1895年8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由帝党要人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借以宣传维新变法。李鸿章对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表示赞赏，除默许强学会将会址设在自己倡建的安徽会馆外，还主动捐款银两千两作为入会经费。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李鸿章又捐款一千两。不料，强学会在帝党成员陈炽的倡议下，却拒绝了李鸿章的捐款和入会请求，其理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虽身存而名已丧”，说白了，就是嫌他名声太臭。

李鸿章一番热情被泼冷水不说，还公开遭到排斥和羞辱，受此刺激，本能地会感到不满，因而对人说他“已含怒矣”。不过这并未导致李鸿章与强学会为敌，毕竟他捐款支助强学会是真心之举，并非为了投机取巧。再者，他也明白，帝党和张之洞系洋务派在强学会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之者内有常熟（指翁同龢），外有南皮（指张之洞）”。翁同龢是李鸿章的多年政敌，张之洞虽已与李鸿章同为洋务派，但出身清流的张之洞，在攻击李鸿章方面也向来不会手软，他李鸿章就算是勉强入会，这些人再加上文廷式等，免不了还要喋喋不休地借机追究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责任。

李鸿章转而参加了由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罗振玉组建的农学会，表明他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态度没有改变，与此同时，面对帝党几乎不停歇的攻击和排挤，他也不再逆来顺受。

文廷式作为北京强学会的领袖人物，向来都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曾上疏抨击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请旨予以罢斥，战后又拟奏稿七篇，指责李鸿章父子通敌卖国，必欲将李鸿章完全掀翻而后快。这七篇奏稿被置于文廷式的枕箱中，尚未正式上奏，李鸿章获知后，感觉忍无可忍，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授意其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也上疏弹劾文廷式。杨崇伊依其意写成奏章，并经李鸿章审阅修正，李鸿章当时说：“这些人（指文廷式等）死活要和我过不去……看他们还做得成官否？”又对人说：“劾我诸人，皆不安矣！”杨崇伊不久即上疏抨弹文廷式，请求立予罢斥。慈禧本就瞧文廷式不顺眼，看过杨的奏折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

强学会也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其始作俑者仍是杨崇伊，不过这次纯属杨的个人行为，与李鸿章毫无关系。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要求予以严禁，此举正中后党下怀，这时的后党日趋顽固保守，乃至已取代原先与之对立的帝党清流，成为一股新的守旧势力，他们对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愈来愈大，感到憎恨不已，慈禧借此强迫光绪下令封闭了强学会。时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一看苗头不对，立刻转舵，封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