裱糊匠（第1页）

“拼命做官”曾是李鸿章初入仕途时的标签，据说他还讲过这样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然而至李鸿章晚年，地方官已经做到了第一督抚，若论在朝为官，也已经是首席大学士，且为有清以来，唯一获文华殿大学士殊荣的汉人，做官方面，此老可谓是已做到了极致，且年逾古稀，为何还如此醉心仕宦，执着官场，眷恋权位？

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然后功成身退，本是中国士人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如果说李鸿章年轻时尚觉得做官容易，甲午后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总该知道为官者越是居于高位，失败的可能性便会越大，惨败的结局也会越多的道理了吧。这个时候，为何还不能急流勇退，在确保身家性命无虞的同时，也继恩师曾国藩之后，给天下士人再树一个理想标杆？

有人推测，李鸿章执意不退，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曾发宏愿，在官爵上一定要超过曾国藩。李鸿章作为文华殿大学士，其官职自然在曾国藩之上，但曾国藩的爵位是侯爵，李鸿章尚是伯爵，“公侯伯子男”，伯爵比侯爵要差一等，所以李鸿章觉得自己还得继续做官，以便超过曾国藩。

世人如此解读李鸿章，恐怕并非其本意，也低估了李鸿章超人一等的眼界和器量。事实上，李鸿章一方面极力推崇曾国藩，誓言要继承乃师衣钵；另一方面，也认为曾国藩的道德功业和文章学问之高，是他这个弟子无法超越的，甚至他还检讨自己年轻时不学无术，后来对于学问又学不进去，平时做事，“全凭一股虚骄之气，任意糊弄，其实没有根底”。试想，他既能如此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又岂能还记得或在乎阅历不足时的一句大话？

西方一位学者在研究李鸿章时，认为逃避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本为彼时官场的一大积习，唯李鸿章是个异数，“李似乎是追求责任，他从来不逃避不愉快的任务，并总能指望他采取主动”。这位学者还提到了韩愈对李鸿章的影响，“他赞赏韩愈，似乎是遵从他的教诲，在面对政敌和公众反对的斗争中决不退缩”。

确实，李鸿章对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特别推崇，他曾致函弟弟李鹤章：“我生平最喜欢读的文章，乃是韩愈的《论佛骨表》，取其‘气盛’，三弟你也可以经常读一读。”

《论佛骨表》是韩愈劝谏唐宪宗的一份奏折，唐宪宗当时派人把藏在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释迦牟尼舍利指骨取出，迎进皇宫内供奉了三天，韩愈知道皇帝是想借此祈求长寿，乃上表反对，认为礼佛求福纯属虚妄，甚至要求将指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唐宪宗读后自然火冒三丈，一怒之下，便将韩愈贬为了潮州刺史。

李鸿章所说的“气盛”，贯穿于《论佛骨表》这篇忤逆龙鳞的雄文。“气盛”者，气势宏大，豪壮顽强，敢言人之不敢言，若将“气盛”延伸到处世哲学，则可以诠释为能为人之不能为，特别是对于自己欲完成而未完成的事业，勇于担当，且不分顺境逆境，也不问成败利钝，都一定要坚持到底。

毋庸讳言，李鸿章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气盛”式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论何时何种情况，决不轻易言退。如果说在甲午前，李鸿章就从未产生过功成身退想法的话，甲午后更不可能了——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事业的破产，他拊膺叹息而又心有不甘；对于清廷面临的重重危机，他忧心忡忡而又欲设法予以挽救。

清廷敢决定跟日本一战，其实皆缘于拥有北洋海陆军，后者也是李鸿章能放手推进洋务运动的基础，可是战争一起，北洋陆军却一触即溃，就连曾被国人引以为豪的北洋海军，在屡经挣扎之后，最终也走向了全军覆灭的命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的结局？在贤良寺的日日夜夜里，李鸿章对此进行了反复思考，他最后告诉幕僚吴永，不是当初创办北洋海陆军的出发点错误，也不是他李某无能，而是他在办事过程中受到了内外的诸多牵制，根本放不开手脚。

吴永曾随李鸿章赴马关谈判，他有一个特殊身份，即曾国藩的孙女婿，李鸿章由此视其为自家子弟，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在与吴永的对话中，李鸿章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把清廷比作是一间破屋，把自己比作是裱糊匠，裱糊匠仅有修葺之责而无改造破屋之权，他的淮军、北洋海军、洋务运动也都被限制在这一范围内，仅属于糊裱的“纸片”，而不是撑起房屋的梁柱。当着吴永的面，李鸿章发出了如此浩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训练陆军）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

屋子虽破，但有纸片“东补西贴”，至少外表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就算人家明知屋子外面系由纸片糊裱，但因为不知道屋里面用的是何等材料，所以也不会认为房屋不牢。其间当然免不了遭遇小小风雨，将纸片击破几个窟窿，不过好在裱糊匠能随时补葺，也还可以凑合着对付过去。

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有人走上来，不由分说，哧啦哧啦撕纸片，让那些“纸糊的老虎”现出原形。这时裱糊匠无预备纸片可补，或者补不胜补，而屋主人既未准备好对破屋的改造方案，临时亦来不及改造，结局就必然是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世人将甲午兵败的责任皆归咎于李鸿章，李鸿章内心不服，在他看来，“屋主人”仅把他的角色安排为“裱糊匠”，临到头来，怎么能要求一个“裱糊匠”为屋子的年久失修负责？

李鸿章这么想当然不无道理，回到现实中，他看上去曾风光无限，但其实权力有限，因为他始终没有能够进入朝廷的权力中枢，而从清代政体来说，空挂大学士之名，却未进入军机处，就不能称之为“真宰相”。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更多靠的还是他的声望及能力，故而他一失势，洋务运动即告休克。

甲午战争打响时，李鸿章真正能够掌握和调动的，也仅限于北洋海陆军，何况北洋海陆军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重重忌惮和压制，使得他始终无法按其本身意愿来对北洋海陆军进行改造壮大。在李鸿章看来，此为这两支军种尤其陆军在实战中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

至于外交谈判及签约，作为朝廷倚重的大臣，李鸿章的那些思想主张，和也好，战也罢，自然会对最高决策者有相当影响，但影响毕竟只是影响，最终的决策者是慈禧和光绪。公平地说，不管是从个人利害关系出发，还是就马关谈判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李鸿章都不可能漠视朝廷的意图而自作主张，人们过度指责李鸿章，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他的政治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