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条约（第1页）

在朝野上下一片“毁约再战”的声浪中，光绪下决心想要废约，甚至表示要“亲率六师，与贼决一死战”。为了弄清慈禧的态度，取得其支持，光绪命枢臣偕奕劻请见皇太后，面陈和战事宜，不料一向喜欢揽权的慈禧却让太监传懿旨：“今日偶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军机大臣再次求见，慈禧依然避而不见，通过太监传懿旨说：“和战事关重大，两者都有弊端，我不能决断，还是令枢臣妥商一策为好。”

随着光绪亲自往见慈禧，试探着向她详细介绍了“西迁之议”。所谓“西迁之议”，也即迁都西安打持久战的方案，清廷若是要“毁约再战”，势必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慈禧听后微笑着摇了摇头，说：“没有必要。”又说，“和战之局你做主，要不要西迁，我做主。”

慈禧对“毁约再战”虽然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断然拒绝迁都西安的态度，表明她实际倾向于批准和约，只是不肯揽下相关责任而已。接着，光绪又按照慈禧“令枢臣妥商”的指示，命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等人到身体不好、正请假养病的奕?家中会商。在这次会商中，孙毓汶主张按期批准互换和约，而按照翁同龢事后日记所载，奕?“大意已偏在和字”，即同样倾向于批准和约。

毋庸置疑，李鸿章也是希望迅速批准条约的。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指挥者，同时也是条约的直接签订者，二者都让李鸿章深刻体会到，战场上的成败利钝，非口舌所能济事，而从中日双方的情况，特别是清王朝自身的情况来看，战争确实是没法再继续下去，和约必须迅速批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他一面电催总署，指出日本人贪欲无度，若是不在规定期限内换约甚而毁约，只会刺激其胃口变得更大，他们也正在为此积极准备，伊藤博文在谈判中的战争威胁，绝非虚言恫吓；一面授意盛宣怀致函王文韶、翁同龢，强调批准和约乃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要想赢得喘息以退为进，只能如此。

鉴于慈禧一推二六五，成了“甩手掌柜”，和约最终能否批准，决定权已完全取决于光绪。此时的朝野氛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几年前的崇厚案。当年崇厚出使俄国，签订《里瓦吉亚条约》，事后不但条约被否定，崇厚自己还被革职拿问，并被定为斩监候，只等秋后处决，还是李鸿章上书为其宽减，最后才得以免除死罪。

当然，马关签约与崇厚案的性质完全不同。崇厚是在未得清廷批准的情况下，自己做主签约的，清廷给崇厚定的罪名中，最主要的就是“违训越权”。相比之下，在马关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李鸿章既未擅权，也未越权，随时都把日方的威逼条件和自己的意见电告清廷，请求指示。那一期间，他与清廷的电报每天往来不断，极为频繁，用科士达的话来说，“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尽管如此，但既然光绪已经起过“毁约再战”的念头，便没有谁能保证把这个念头不会变成现实，甚至他在一怒之下，将李鸿章推出来，使之成为第二个崇厚，也未可知。李鸿章对此甚觉惶恐，而且他也知道各省督抚及大部将官都在上奏，极力反对批准《马关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人虽有意“为这个条约申辩并催促批准”，但也不免犹豫徘徊，用科士达的话来说，“他（指李鸿章）在暴风雨的面前，似乎丧失了勇气”。

在无所筹谋的情况下，李鸿章决定请科士达代替他进京说项。科士达是议和法律顾问，且有美国zhengfu的官方背景，李鸿章认为总署应该会听取他的意见。科士达临行之前，李鸿章为他详细介绍了总署每一位大臣的性格及其政治背景、见解，并派自己的幕僚伍廷芳做他的帮手兼翻译。及至科士达到京，李鸿章担心伍廷芳的出现会令朝廷反感，又临时替以美国公使的翻译。

科士达进京后，立即会见并对总署大臣们进行说服，竭力让他们“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在交流过程中，科士达重点强调“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假如他（指皇帝）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

不管是先前盛宣怀致函，还是后来科士达进京，显然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就连翁同龢都不再觉得“毁约再战”是个好主意了。

在“毁约再战”得不到慈禧、后党以及多数枢臣支持的情况下，光绪指令在前线督师的刘坤一和王文韶（自李鸿章被召入京担任头等全权大臣起，即由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他俩汇报一下“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己见，据实直陈”。

光绪虽曾声言要亲率大军一战，但他毕竟也不是只凭感情用事的毛头小伙，知道能否再战，还得看前线部队的实力和士气如何，他给刘、王下达指令，实际就是想寻求他们的支持。然而收到复奏后，光绪失望了，刘、王在复奏中，连以往口头主战的腔调都变了，二人推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可见二人对于战争继续下去都心中无底，缺乏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