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第1页）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怀着十分遗憾和内疚的心情，遵旨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众所周知的《马关条约》，条约签订的次日，他即含泪忍悲，带着使团一行人匆匆登轮回国。

20日，使团抵达天津，当轮船驶入天津大沽码头时，大沽炮台上炮声隆隆，向李鸿章致敬，岸边，直隶官员列队迎接，弁勇举枪敬礼。随李鸿章同船回津的美籍顾问科士达，对此深感疑惑和吃惊：“他们为总督举行了一个大的欢迎会，好像他不是签订屈辱的和约，而是胜利归来。”

这种表面的欢迎和排场，对李鸿章来说，则一点都不陌生，现场所刻意制造出来的热烈气氛，不仅没有使他原本沉重的心情稍事舒缓，反而更加令人抑郁不安。

按例，李鸿章回国后即须回京复命，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衙署，接见幕僚，并阅读近期的公牍信函后，他越发清楚自己的不利处境。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决定派随员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约本，自己则留在天津请假养伤，以静观其变。

当晚，李鸿章写折向朝廷请假，同时奏报谈判经过。夜深人静，回想在马关与日本人周旋的一幕幕场景，李鸿章再次为自己的力不从心感到“又愧又惧”。盘点得失，他最觉得内疚的，莫过于“赔款数目虽比原来减少，但还有两亿两；奉天以南虽挽回数处，但辽东半岛营口等处，都没有能够争回来。”割让台湾同样令李鸿章扼腕，概因台湾并没有被日军实质性占领，却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日本人的“口中之物”。当然，李鸿章也明白，日本人对台湾垂涎已久，可谓志在必得，日军若是想先行强占台湾并不困难。

李鸿章已经能够预料到，《马关条约》及其甲午战争可能彻底改变中日两国的国运——日本得到如此多的赔款和土地，势必“如虎添翼”，中国则“后患不堪设想”。眼前是毫无办法，只能寄望于未来，李鸿章为此在奏折中恳切寄语，希望朝廷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用变法来遏制本国的颓势，“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

《马关条约》签订后，还需中日两国的元首批准，李鸿章在和伊藤博文签订时，双方就议定5月8日在烟台互换批准书。日方当然没有问题，就拿赔款来说，《马关条约》的赔款换算成日元，共计达三亿日元，这还不包括所谓驻军费，而当年日本全国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才一亿日元，等于日本什么都不干，就一下子拿到了未来三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因此明治天皇在御览《马关条约》后欣喜不已，他在中日签约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当天李鸿章才刚刚抵达天津）就批准了和约。

中国方面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作为自中英《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条款之苛刻以及对中国的损害程度，皆前所未有。要知道，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再到《伊犁条约》的签订，把历次大小赔款都加一起，总数还不到五千万两，这次却超过两亿两，竟然达到四倍以上。割地包括了辽东和台澎，面积也远远超过《南京条约》对香港一隅的割让，是过去从来不会设想，也想象不到的。

光绪此前虽予批准，但并没有完整看过条约文本，及至看完总署转呈的约本，思前想后，一时又悔又恨，当即拒绝“用宝”，也就是在约本上盖上自己的玉玺。

消息传出，神州大地之上，更是犹如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各阶层士民无不悲愤交集。全国十八个地方督抚，有十个都反对履行和约。两江总督张之洞一周之内，两次致电总署，力陈和约将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请求代奏阻止议和。内地两大前线战区的军政负责人，辽东半岛的帮办北洋军务提督宋庆，山东半岛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不管先前仗打得好还是不好，也均上书要求拒约再战。

在京城，翰林院联衔上奏，内阁官员联名条陈，认为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等各条款，乃“五洲所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照此签约，必将造成列强蜂拥而入，瓜分中国的严重后果。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激hui推举康有为起草万言请愿书，要求朝廷拒和、练兵、迁都、变法，举人们在万言书上集体签名，然后呈递都察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据专家考证，“公车上书”事件其实是由翁同龢等中枢权臣设计策划并煽动而成的，并不完全是士子出于忧愤的自发行动，其目的就是要否决和约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