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弱点（第1页）

旧军制下的军人，意识深处往往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各自的主帅。临时集结起来的诸将诸军原来各驻一地，较难约束，即便宋庆作为主帅亦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朝廷的授权还不统一——宋庆为前敌各军总统，按理各军均应归其节制，然而依克唐阿及其所部镇边军、齐字练军却可例外。

宋庆与依克唐阿是第一次共事，过去没有交往，相互之间不够熟悉了解。依克唐阿自恃地位尊崇，不大把贫民出身的汉人军官宋庆放在眼里。宋庆得不到充分授权，无法与之商议防务，无奈之下，只得向李鸿章诉说苦衷，请求和依克唐阿分开设防。

经李鸿章奏请，朝廷采纳宋庆的意见，将绵亘达数十里的鸭绿江防线分成了左右两翼，由宋庆、依克唐阿分守九连城、虎山，这样造成的一大弊端，即导致防守兵力变得更加分散，防御重点上的力量也随之变得更加单薄。日本第一军在山县有朋的指挥下，正是钻了这个漏洞，其先头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故意制造假象，避开九连城，直指虎山。

中国海陆军的近代化步伐是完全不同的。海军因为是全新军种，受传统的束缚最少，到了甲午战争，总体而言，北洋舰队除了装备大大落后于对手外，部队本身其实已具备近代化水准，官兵的职业素质和军事水平甚至还超过日本海军。陆军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即便走在前沿、战斗力明显优于绿营八旗的湘淮军，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后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也进行过军事改革，装备了新式枪炮，甚至引入了一些西式的步法、炮法，但是并未出现重大突破——当年曾国藩创立了湘军营制，李鸿章在淮军中导入了湘军营制，之后便没有做进一步的改进，如今的湘淮军和绿营八旗一样，都仍在沿用传统的营制、幕僚、粮台。

重武器装备，轻人、轻制度体制，是从湘淮军到毅军、练军等，全都存在的一个致命弱点。各部既没有如海军那样经过海外教育训练的军官团体，也没有适合现代战争的参谋和后勤机构，弁勇普遍缺乏新的作战意识、技战术以及组织纪律，一句话，与近代化军队的标准实在差得很远。

李鸿章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在直隶和北洋大臣任上所创办的武备学堂（也称北洋武备学堂或天津武备学堂），乃中国第一所陆军学堂，他创办这些学堂的目的，就是想为训练近代化的新式陆军提供人才。可是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捻军后，为了维持原有利益格局，对湘淮军一直持提防和打压的态度，李鸿章能够在裁汰大潮中保留下部分淮军精锐已属不易，更遑论建立新军了。当时的武备学堂虽然已经培养了一些新人才，但也只能做做教官，不能带兵，成欢驿之战的武备学堂队是由学生自组的队伍，尽管其作战意识明显强于同僚，然而却因无法统带更多兵勇而导致效用大减。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日本陆军实行师团制，军官大多从新式军官学校产生，或者到欧洲考察过军事，作战思想也完全更新，自非中国陆军所能及。北洋舰队能够在黄海大战中做到虽败犹荣，而陆军在成欢驿、平壤战役中均乏善可陈，战场上极少出现闪光点，此为根本症结所在。

对于这一结果，有人早已预计到了。十几年前，京师同文馆翻译转发过一篇文章，该文章系对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采访报道，格兰特在参与中日琉球案的调停过程中，对中日军队孰优孰劣进行了分析。据他观察，中国陆军（此处应特指淮军）虽已有洋操，也配备了洋枪洋炮，但洋操只是停留在表面，洋枪洋炮也早已经是欧美淘汰不用的旧武器，而且官兵平时嘻嘻哈哈，心思全不在打仗上面。日军不然，格兰特看了他们的操演，步伐少见的整齐，至于官兵之精悍，训练之纯熟，以及所用武器之新式，已足以与欧洲各国相抗衡。格兰特的结论是：“中国军力远不及日本……日本只要派一万劲旅，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中国内地三千英里，而中国根本就无法抵御。”

虎山之战把中国陆军的尴尬处境继续延续了下去。1894年10月24日上午，日军由义州上游的水口镇徒涉，扼守安平河口的依克唐阿所属齐字练军抵敌不力，先行溃退。接下来，日军借助安平河口，在义州和虎山之间架起两座浮桥，并派兵于当晚深夜渡江，埋伏在虎山东侧。

宋庆在沿江设防时，曾派毅军分统马金叙于虎山构筑工事，扼控江面。第二天凌晨，马金叙出营查哨，发现日军偷渡，立即率全军紧急应战，战不多时，日军抢占虎山东面高地，使马部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难局面。

宋庆闻报，忙派马玉昆等人率毅军两千余人赶赴虎山救援，但遭到九连城守军的发炮误击，队伍一片混乱。日军乘机绕到虎山两侧，截击出援的马部，马部难以立足，被迫撤退。

马金叙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继续坚守虎山阵地，部队几进几退，浴血奋战，马金叙受伤二十余处，其弟阵亡，官兵减员过半，最终不得已放弃虎山，渡河西撤。是役统计，日军死伤一百多人，华军光阵亡就达到五百余人，其中毅军牺牲了三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