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敌人（第1页）

刘学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进士出身，却擅长dubo，并曾承办闱姓彩票。所谓闱姓，即科考中试者的姓氏，闱姓彩票是将科举应试者的名字印在彩票纸上，定价出售，购买者在彩票上填选他认为可能中榜者的名字，发榜后，按猜中的多少兑奖。就是依靠承办闱姓彩票，刘学询得以致富，之后，他又以钱财作为敲门砖，疏通关节，打通了仕升之路。

康有为对刘学询的这些行径颇为不满，入京后替人代拟弹章，便以刘学询作为弹劾的对象，刘、康由此结怨。

刘学询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早在甲午前后，他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及时任广东巡抚的刚毅赏识，刚毅在中央得势后，更称刘学询是“中国三人才”之一，刘学询由此“颇为当道倚重”。戊戌政变后，刘学询通过巴结李鸿章的姻亲杨崇伊，向慈禧献上“联倭杀康”之计，以达到既投慈禧所好，又借此报得私仇的目的。在慈禧采纳后，刘学询又在刚毅的推荐下，直接赴日参与“联倭杀康”计划的实施。

李鸿章被任命为商务大臣后，实际也负有诱捕康梁的使命，他特地奏明将此事仍交由刘学询办理，并就此与刘学询建立了密切联系。

刘学询与康有为势不两立，却和孙中山私交甚笃，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刘学询的建议，才导致李鸿章决定“罗致”孙中山。联系当时情况，刘学询可能是提出了相关建议，但最终是否拍板，还得由被建议者自己定夺，更何况李鸿章这样阅历深厚、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自然更要左思右想。

孙中山学贯中西，既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同时对“今之所谓西学者既已有所涉猎”，从其上书起，李鸿章应该对此已有印象。此后孙中山策划和组织的那些反清活动，抛开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李鸿章亦能看出这是一个有改革进取精神且敢作敢为的青年。如同对待康梁等维新派一样，李鸿章有爱才之心，希望将孙中山这样的通变之才和豪杰之士招纳过来，用以推动国内的变革和振兴。

戊戌政变后，慈禧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康有为及其领导的保皇党身上。康有为说他“只反对伪临朝，不反清室”，但恰恰慈禧最痛恨康有为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所谓“伪临朝”，指的就是慈禧，康有为触中了帝后之争最敏感的区域，也触中了慈禧的痛处，严重威胁到了她的地位，故而慈禧对康有为仇怨极深，必欲诛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招抚康有为乃至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其他重要成员，便很难操作，而且康梁既然把宝押在光绪身上，自然也不会轻易就范。

孙中山、康有为虽同与清廷对立，但从性质上说，孙中山才算是清廷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康有为尊皇复辟，只保皇，不反大清；孙则不然，他是激烈的革命党首领，倡导反满革命，矛头直指大清。然而此时革命党在海内外的宣传不多，李鸿章无从知道孙中山的反清立场会那么坚定和不可动摇，他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把孙中山视同于和康有为差不多的政治异议分子。更重要的是，革命党尚处于众寡势弱的初期发展阶段，声势和实力都远不如保皇党，对清廷并未构成直接威胁，不为当朝所重视，对孙中山加以“罗致”或者说是招抚，较易得到慈禧的谅解和允准。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李鸿章在尚未被任命为粤督时，即让刘学询在东京以同乡身份秘密会见孙中山，其后又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但孙中山未能函复，也没有前来和李鸿章会面，这次“罗致”孙中山的活动遂以失败而告终。

不久，刘学询回国，与李鸿章交往更加频繁。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之日，朝廷即下谕将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使用”。李鸿章用人向来唯才是举，除了个人才干外，不太计较对方的门第出身、清誉如何等其他因素。刘学询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和盛宣怀、丁日昌、张荫桓等差不多一个类型，虽然他常常受到御史言官的口诛笔伐，却完全符合李鸿章的用人标准。再者，刘学询在中央有刚毅等人作为后台，与朝廷声息互通，非普通僚属可比，在地方，他本是广东绅商代表，掌握广东绅商的心态，李鸿章想要在广东站稳脚跟，势必也要有所借助，故而他对刘学询非常器重，视其为心腹幕僚。

1900年4月24日，李鸿章得以补授两广总督实缺。而粤督的实缺位子尚未坐热，就传来了义和团运动扩展至直隶境内的消息。

义和团的前身为“义和拳”，它最初兴起于山东，正如李鸿章奉旨履勘河工时所忧虑的，严重的水旱灾害造成了大的饥荒，而大的饥荒又直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当年春天，清廷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派其督师入鲁，将山东义和团暂时镇压了下去，但到了5月，山东义和团的残余力量逐渐向直隶转移，并与直隶义和团汇合一处，声势更加浩大。

清末两广有“盗甲天下”之称，有一段时间，连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都不断被劫，英国驻华公使为此还向总署发出照会，称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军只能自行“剿匪”。两广的所谓“会匪”“盗贼”，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康有为的保皇会皆有联系，而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又都把广东作为其军事计划的重点。革命党组织广州起义、保皇党发动“武装勤王”，都注意联络两广的会党和绿林豪杰，同时革命党、保皇会也尚未像后来那样尖锐对立，二者之间曾有过“合作”的接触和商洽，李鸿章不断接到相关情报。

在义和团运动的刺激下，两广也开始变得危机四伏，李鸿章要想维持广东秩序，其难度比原来更多更大，同时他还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会党绿林、革命党、保皇党利用义和团运动的混乱局势，在两广实现大联合，相互提携、共同举事，进而造成燎原之势，局面该如何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