惓惓之意（第1页）

“己亥建储”后，梁启超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并力主先夺广东，建立zhengfu，争取外援，“先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救皇上”。

李鸿章所说的“新党勤王”，指的就是康梁的这一计划。梁启超在计划中坚持首先取粤，势必要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为此，梁启超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同时又试图游说李鸿章，劝他站到反慈禧阵营一边。

李鸿章过往反对过光绪，也反对过慈禧，但他其实都只是反对光绪和慈禧的某些决定，而非反光绪和慈禧本人。这是由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业已形成的理念所决定的——在他的头脑里，纲常伦理，重如泰山；忠君观念，根深蒂固。梁启超居然要游说李鸿章反慈禧，可见他对李鸿章的性格和为人并不了解，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亦显而易见。

李鸿章嘱侄婿孙宝瑄代为复信，回绝了梁启超的游说。按照一个粤督的角色定位，这样的回绝似乎应该疾言厉色才是，但让梁启超感到诧异和不解的是，信中的口气颇为温和，且颇有“惓惓之意”，这让梁启超颇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何故”。

督粤期间，李鸿章在追捕康梁方面始终留有余地的态度，不仅获得了康有为对他一分为二的评价，而且引起了孙中山的好感。

孙中山与李鸿章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彼时孙中山用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构思撰写了八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之后托人介绍，千里迢迢从广东赶到天津，投书李鸿章，希望能借其力“仿行西法，以筹自强”。那时的李鸿章手握北洋实权，虽坐镇天津，却被认为可遥执朝政，属于中国权力中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李鸿章作为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与其他保守顽固的大吏迥然不同，对孙中山这一类拥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

孙中山在上书时曾说，他们这些人进行革命有两种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事半功倍”。孙中山认为，如果李鸿章能够听他的话，采纳他的观点，那么他就可以借此进身，实行中央革命，“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问题是，即便在甲午战争后，即便是对于维新派推出的多数措施，李鸿章都尚觉得过于激进超前，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和排满，怎么可能被李鸿章认同和接受？

孙中山满怀信心上书，结果扫兴而归，李鸿章既未接见他，也没有理睬书中的主张。当然也幸亏他是给李鸿章这样一个胸怀宽大的开明大员上书，最多只是不予理睬罢了，若是换一个人，说不定还会上纲上线，以“谋反”之罪，立马要他的脑袋呢！

上书一事让孙中山对“中央革命”不再抱有期待，甲午后他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接着又以广州为策源地，组织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又由其同乡刘学询（刘、孙的籍贯皆为广东香山，即今中山市）作为中介，再次与李鸿章建立了交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