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灰意冷（第1页）

李鸿章的忧国忧民，似乎从来没有能够得到上层的充分理解和关注。从这件事上，他也明白，自己已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

在李鸿章回京后不久，《申报》登载了一条关于他的消息，称他在复命时乞退，不过没有得到慈禧的允准，荣禄也以“鞠躬尽瘁”挽留。留是留了下来，然而在此后的八个月里，李鸿章并未被委以新职，于是便只能继续闲居贤良寺，过着深居简出如隐士一般的生活。

对于闲不住的李鸿章而言，1899年的这个夏天，无疑成了他入仕以来最为黯淡的一段时光。在这段岁月里，他几乎没有任何参与军国大政的机会，以至于世人都已慢慢忽略了他的存在。其时，俾斯麦已于前一年去世，被时人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显然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这位德国前首相的落寞与惆怅。

9月中旬，长子李经方给李鸿章写来家信，告知了李瀚章病逝的消息。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兄长，也是他最后一个手足兄弟，兄长的去世，令李鸿章倍感悲凉和萧瑟。在此之前，曾在中枢支持过李鸿章的孙毓汶已在家中弃世，孙家鼐、廖寿恒因遭排斥，也皆有去志。李鸿章耳闻目睹，终于也开始有些心灰意冷，言语中也罕有地产生了退意。

进入秋天，一场大雨似乎冲刷了李宅的晦气。11月24日，赋闲已久的李鸿章忽奉上谕，被任命为商务大臣。

一度无人问津的贤良寺顿时喧闹起来，人们纷至沓来，或为恭贺奉承，或为求调谋职。早已看透人情世故的李鸿章，对这些应酬自然不太放在心上，前者委以漫应，后者则一概拒绝。除了国人，外国人也纷纷登门拜访，甚至与李鸿章商谈本该与总署商量的交涉事宜。在他们看来，李鸿章出任商务大臣，无疑是个好消息，是清朝在商务方面的一大进步。

李鸿章青壮年时有着洋务运动的实践，暮年游历欧美，在亲眼对比西方之富强与中国之衰弱后，对商务的重要性认识更深。在《谢恩折》中，他指出邻邦日本的兴起，也是得益于商务的振兴，同时又痛言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埠通商已有六十载，然而却始终商务不兴，经济上的利益尽为列强所得，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几于江河日下，不可挽回”。分析原因，李鸿章认为是官商阻隔，“官薄待商，商不信官”，他指出中国幅员、民众、物产皆倍于日本，如果经营得法，“当非东西国可比”，言下似乎对出山后重整商务显得胸有成竹。

奏折是如此写的，私下里李鸿章却远没有这么自信和乐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出实情：“中西情形很不一样，事权也大不相同”，商务大臣的任命，不过“提空名而无实际”。

确实，上谕中对于李鸿章这个“商务大臣”设定了任务，即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可是如何考察，具体考察些什么，都没有明确，当然更谈不上让他整顿商务了。李鸿章在《谢恩折》中的阐述，其实只是他自己的一种想法，事实上李鸿章很清楚，新的任命无实可务，徒有空名，与贤良寺“养闲”“伴食”的处境相比，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距离而已。

朝廷既然根本没想重用，派李鸿章“考察商务”的真实用意何在？原来就在1899年夏天，康有为在美洲成立了保皇会。在保皇会的推动下，美洲、南洋、日本的华商借给光绪祝寿之机，纷纷提出归政光绪的要求。11月12日，即李鸿章被任命为商务大臣的前十二天，正值慈禧的寿辰，美洲、南洋、日本华商又再次呼吁归政光绪，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面对这种局势，清廷便特派李鸿章以“考察商务”为名，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

慈禧一面设法应付海内外舆论，一面却又在另打主意。早在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天，光绪曾颁下谕旨，称自己身体不适，至今未愈，希望“内外臣工”推荐名医，从那时候起，有关光绪身体欠佳的消息便被不断散布。光绪身体不好，本来并不能算一个新闻，李鸿章在政变前就听闻光绪身体虚弱，可能会得肺痨。问题是，政变后光绪已被幽禁于瀛台，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所谓光绪颁旨，不过是慈禧在借他的名义发话而已。显然，这一谕旨以及社会上关于光绪健康状况的各种传言，并不像它们本身看起来那么简单。

慈禧虽然通过发动政变，从光绪手中夺回了全部朝中大权，但光绪只要活着一天，对慈禧及助其发动政变的顽固派而言，就意味着巨大的威胁，这是世人都能看得明白的事实。于是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想到，慈禧正在谋划着什么，以报复光绪之前对她的“谋划”（即康梁等具体谋划的废立慈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