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差事（第1页）

随着帝党垮台，顽固派大为得势，军机处由顽固派大臣、枢中“元老”刚毅把持，另一个有名的顽固派大臣、大学士徐桐也开始参与朝政。荣禄虽为后党中坚，但严格来说并不算顽固派，他在政变后进入军机处，与刚毅时有摩擦，在办理政务也时常受到掣肘。连荣禄都是如此，李鸿章这位曾经的洋务领袖可想而知，再加上他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又有“康党”嫌疑，顽固派中的一些人本能地对之产生出忌恨心理。吴汝纶所称的“忌者”，就是指的他们。

先前“忌者”曾纷纷上奏弹劾李鸿章为“康党”，虽然慈禧并未因此处分李鸿章，使其得保平安，但顽固派岂肯就此轻易放过他，“跟外国人走得太近”，以及在慈禧面前说李鸿章坏话，确保他“绝不会得宠”等传言和消息源，皆源自此。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命李鸿章充任苦差，实有变相责罚并部分满足顽固派要求的目的和用意。换句话说，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不但没有受到什么重用，反而还得承受他那个年龄不该再有的辛劳和折磨。

李鸿章是爱做事的人，对于这样一个自己并不情愿，而且还明知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他虽然心中抱怨甚深，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依旧予以认真对待，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勇于任事的态度。行前，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被其特别邀请随行；多年的部属、幕僚周馥，被李鸿章评价为“才识宏远，沉毅有为，能胜艰巨”，本来周馥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即以身体病弱自请免职，此番也被李鸿章力邀出山相助。这一期间，找李鸿章“效力”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洋员，但李鸿章感到这些人很多都用不上，有些就只是来捞好处的，便一一予以婉拒，并在回信中强调，此行只是“查勘而非办工”，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1898年12月11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济南。按照卢法尔的建议，李鸿章派周馥等人带着北洋武备学堂的绘图学生，分赴黄河上下游及各海口，重点测绘全河情形，并采取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以探讨根治方法。

其间，李鸿章不顾隆冬严寒、年老体弱，亲率卢法尔等人，对重点河段进行了勘测。这种办事的认真劲头和吃苦精神，与一些浑浑噩噩、唯难是避、敷衍塞责，甚至置灾民死活于不顾从河工河务中谋取私利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1899年4月，李鸿章结束了其历时四个月，驰驱达两千余里的履勘河工行程，返京复命。根据勘察和测绘情况，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李鸿章拿出了“大治”“救急”两套方案：前者是治本的长期方案，后者仅是治标的短期方案。他希望“大治”能够被选用，但猜测朝廷出于经费不足等原因，可能还是只会青睐“救急”。果然，朝廷在会商后，如其所料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救急”方案，决定分段就紧要地方对黄河进行抢修。

如果能先把“救急”方案落实下去，也算是为灾民办了一件好事，但廷议时，却因户部拮据而难以支付所需款项。李鸿章极力推荐周馥督办黄河工程，并与荣禄达成了共识。荣禄已经奏请朝廷授周馥为河道总督，周馥在李鸿章的劝说下，也留在北京等待任命。明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孰料任命又在军机处受阻，周馥壮志难酬，不免长叹：“人之遇合，有不可思议者。”

河工经费难以如期加拨，又没有熟悉河工的大员督办，所谓治标云云，势必流于空谈。吴汝纶从一开始，就断言李鸿章此次勘河“终归敷衍”。亲身参与其中并劳心费力的李鸿章，自然更是忧心忡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他颇为担心也很有预见性地表示，黄河如果再次决口，虽然看上去只是地方受灾，但决不能说不关乎全局。言下之意，黄河一旦泛滥成灾，老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情况过于严重，就极可能激发起全国性的民变，届时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