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寺（第1页）

北京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贤良寺便是其中的一座。贤良寺的前身为康熙帝十三子允祥的怡亲王府，允祥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在康熙帝晚年的夺嫡之争中，他站在皇四子胤禛一方，力助其夺得皇位。胤禛即雍正帝，在雍正登基后，允祥又协助雍正处理重大政务，深得雍正嘉许。

允祥信佛，曾留遗言“以邸作佛宫”。允祥死后，雍正按其遗言，舍宅为寺，将怡亲王府改建成了寺庙，又根据允祥的谥号“贤”，亲自给寺庙取名为“贤良寺”。乾隆年间，贤良寺自原址迁往冰盏胡同（亦称冰碴胡同），该寺庙环境优雅，春有海棠，秋有芙蓉，“四时风日好”，一年四季都点缀得有模有样，且因临近紫禁城，闹中取静，寺中主持又很善交际，故成为封疆大吏入京觐见时的首选居所，李鸿章对于此地也青睐有加，他第一次奉召进京时便在寺内下榻，后来更是习以为常，凡到京出差办事，皆借寓贤良寺。

李鸿章奉旨留京后，因在北京并无房产，也就只好继续寄居贤良寺。为保证自身安全，初入贤良寺的李鸿章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他行事低调，很少外出访亲拜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另一方面，由于他手无实权，既不能预闻朝政，又负众谤于一身，时受政敌和舆论的攻击，旧日同僚也多侧目而视，门生故吏纷纷叛离，自然而然，其门户也就十分冷落。那时节，人世间什么叫作世态炎凉，什么叫作忧谗畏讥，什么叫作苦闷无聊，可算是都让这七十老翁尝了个遍。

虽然无论个人境遇还是事业，都已处于有生以来的最低谷，但李鸿章依旧保持着他在军营时养成，实际也是由恩师曾国藩部分培养砥砺而成的那些生活习惯。他每天早上七点左右起床，早饭后即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读书和练习书法。午饭后，照例要锻炼和午休，他的锻炼就是脱去长衫，身着短衣，背着手，在廊下散步。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有一个仆人在旁边记数，听到仆人大声禀报“够了！”，他才掀帘入室。接着他要上床午睡一到两个小时，醒来与幕僚谈话至日落，晚饭后稍看会书，回些信，便早早就寝。

传闻李鸿章在赴马关谈判前，曾拜访白云观的通灵道人，道人指《松雪道德经》示意。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暗示，抑或受了传统士大夫于仕途受挫后，往往皈依老庄的影响，这一期间，李鸿章常常翻阅《庄子》，曾在李家任家庭教师的幕僚范当世则说，李鸿章在直隶任内，喜看《管子》，甲午后喜看《庄子》。

曾国藩有一段时间亦曾饱受攻击诋毁，人生因此陷入低谷，后来他通过学习老庄之学，使自己舒缓过来，晚年的曾国藩更是急流勇退，主动裁撤湘军，已完全没有了在官场与人竞逐的欲望。李鸿章同样有借助道家人生观，以解脱失势苦闷的心理需要，但与乃师不同，他并未忘怀于政治舞台——在读《庄子》的同时，他还在读《资治通鉴》，后者正是一部集中历代治乱兴亡教训，以便从中取得借鉴的政治百科全书；与幕僚谈话，时时纵论时政，臧否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三次来访，希望通过李鸿章认识恭亲王奕?，李鸿章予以热情款待，谈到国家事务，李鸿章直言现任枢臣们“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而光绪帝也是“毫无主见”之人，其欲参与国事的心情显露无遗。

当然，李鸿章暂时是参与不了国事的，非但如此，别人还在惦记着他仅存的最后一个官位——文华殿大学士。

这个“别人”，正是李鸿章的头号政敌翁同龢。有清一代，官拜大学士，即为“入阁拜相”，翁同龢虽然位高权重，但却因无缺可补，一直未能入阁拜相，现在眼看李鸿章闲据落拓、众叛亲离，便产生了顶补李鸿章缺位的想法。

文华殿大学士高居汉臣之首，但因李鸿章既不管部又不入军机，便仅剩其表面之尊荣，俗语称之为“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翁同龢则不然，他是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又是帝师，如果再配上大学士或至少是协办大学士的身份，那就是妥妥的“真宰相”了。问题在于，李鸿章不是孙毓汶，尽管已落魄如斯，几乎谁也不待见，但他却丝毫没有要主动辞职的迹象。

怎么办？派说客！袁世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