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闲（第1页）

三十天假期也要结束了，李鸿章无法再滞留于天津，便初步定于6月12日进京。恰在此时，日本使臣林董将来中国，总署转来光绪电旨，命李鸿章和王文韶在天津与林董谈判，以解决《马关条约》签订后遗留的商约以及辽东半岛问题，“不必先令来京”。

孰料林董表示他是日本驻华公使，商约必须到北京去谈，于是李鸿章又奉谕进京。7月29日，李鸿章抵京。次日，与枢臣同受光绪召见。光绪一开始还慰问李鸿章伤势是否痊愈，但紧接着便话锋一转，斥责李鸿章身为重臣，办事不力，并且语气严厉地诘责道：“两万万之款从何处筹措？台湾一省送与外人，失民心，伤国体。”

皇帝大概忘了，“两万万之款”和“台湾一省送与外人”，都是经他亲自批准的，李鸿章不过是受命签字而已，甚至若不是李鸿章在日本拼死力争，赔款割地还不止这么多。然而面对光绪的责难，李鸿章此时已百口莫辩，只得引咎自责，唯唯而退。

皇帝的召见，已令李鸿章甚为难堪。更为可惧的是，在翁同龢及顽固派大臣徐桐等人的支持怂恿下，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严参李鸿章。如此多的官员集中参劾一人，在有清一代，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最高层显然也早就受到了影响——根据日本驻华外交人员发回国内的情报，李鸿章在拜谒皇帝时，不仅遭到严厉诘责，而且他提出的任何建议，也都被光绪弃之如敝屣，“皇上极为震怒，对李氏所言，一事也不采纳”。

是日，光绪传旨，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王文韶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谓入阁办事，也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以全勋臣脸面，换言之，李鸿章被正式免职了。这个安排表明，李鸿章在彻底失去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之后，已从独当一面、掌握水陆兵权、坐镇畿辅的重臣而一落千丈。

从当时日方所获情报来看，原本的结果可能更坏，光绪最初是想对李鸿章予以重惩的，后来改变主意，还是碍于慈禧才得以保全。然而正所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文华殿大学士本为学士之首，不过这只是虚衔，一般情况下，还必须担任其他兼差比如军机大臣，才能参与军国要政，李鸿章并无任何兼差，作为一个专职同时也是空头的大学士，他在朝中也就基本只能处于赋闲状态。此等尴尬处境，连洋人都能看出来，伦敦《特报》在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和议既定的情况下，让李鸿章入阁办事，绝非要重用他，不过是“借此以夺其权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于一生事业，扫地无余。”这是李鸿章对自己大半生遭遇的评点。在甲午战争之前，他的人生确实足够辉煌：二十四岁即成为科场得意的青年才子，之后再点翰林，在赢取功名这条路上可谓一骑绝尘；投笔从戎，先后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其间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已足以当得起军事家的威名；在中外交涉中长袖善舞、折冲樽俎，总署不向其咨询便不能定夺，清廷“外交智囊”的称号舍我其谁；竭力推动洋务运动，尤其在曾国藩、左宗棠等先后去世后，更成为全国洋务事业的实际最高主持人，在洋务运动中所取得的非凡建树，使得“同治中兴名臣”的荣光实至名归。

“受两朝之重寄，驰四裔之高名”，这一切，都因为甲午战争土崩瓦解，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甲午战争被称为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加深了民族危机，而且也改变了甲申易枢以来清廷的政治格局。战后，针对中枢在对日和战决策上的失误，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提出严厉批评，大批京官积极附和，声势浩大的“清议”势力由此再度兴起，并对中枢造成极大压力。

据时人所言，甲午前慈禧宠信孙毓汶，甲午后转而信任奕劻和荣禄，没了慈禧这个保护伞，孙毓汶难以承受朝野舆论和帝党给予的压力，不得不称疾乞休。徐用仪主要依赖于孙毓汶为他撑腰，孙毓汶一出局，光绪便趁机将这名后党骨干也逐出了军机处。

此前恭亲王奕?早已卧病在床，不理政事，随着孙、徐等人开缺，朝中能帮和肯帮李鸿章说话的人已然寥寥无几。李鸿章与海军本不可分割，但清廷很快就撤销了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的编制，于是在以后十余年内，中国军队的编制序列中，便只有各地水师，而没有海军。与之相应，洋务运动也随着李鸿章在政治上的失势而迅速宣告失败，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这座被李鸿章称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的企业，经营情况变得极其糟糕，直至走向衰亡。实际上，轮船招商局的命运并非特例，几乎所有在李鸿章主持下创办的洋务企业，都有着相似遭遇，所以也有人把北洋舰队的覆灭，视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从年轻时目睹西洋火器的威力开始，李鸿章就以自立自强为目标，着力推动洋务运动。在过往的三十多年中，几乎每一项新式举措，无论是最初的采购船械，还是后来的办实业、筑铁路、开煤矿直至兴学堂，李鸿章都投入了一般官僚所不具备的热情和精力，擘画筹算，无不与焉，这些洋务举措也都无一例外地浸润着他的心血。如今，所有努力全都毁于一旦，如同一个人做了一场美梦，醒来之后，眼前什么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