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第1页）

李鸿章看来暂时已不会有生命危险，伊藤博文等人担心的是，李鸿章会以受伤为由，中途回国，导致谈判完全破裂，那是小山丰太郎之流想要的，但与日本zhengfu的意图却大相径庭。他们预计，李鸿章归国后，一定会在痛斥日本所为违反国际法的同时，“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而在日方理亏的情况下，李鸿章的遭遇“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一旦这些国家起而干涉，中日这盘棋可就难下了。

陆奥宗光身为外相，首先感受到行刺案发生后，来自国内国外的强大压力。刺杀案发生的当天夜间，他便赶到伊藤博文下榻的梅坊，对伊藤说：“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又说：“这次事件过程中，皇室与国民对李鸿章表示了充分的礼仪，但是单从礼节上、社交上对他有所表示，恐怕不够，还应该干一件有现实意义的事，否则李鸿章应该不会满足。”

伊藤博文点头称是。关键是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善后措施”，才能给李鸿章，也给世界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代，以防止“不测之危机”的发生？两人密商对策，陆奥宗光想到了由李鸿章所提出，但已被他们强硬拒绝的停战请求。

如果说在凶案发生之前，日本以种种理由不肯停战，外界还难以干预的话，凶案发生之后就不一样了，国际舆论会认为是日本在有意破坏谈判，甚至凶案都可能被说成是受日本zhengfu指使。陆奥宗光的推断是，“内外形势，已至不许交战的时机”，客观上，战争也不能不停下来了，那么，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趁势卖个人情给李鸿章，允许中方无条件停战呢？如此，“不光向清zhengfu表现了日本的诚意，其他国家也会理解日本所采取的措施”。

对陆奥宗光的这番分析和见解，伊藤博文深表赞同。两人达成一致，即要使李鸿章衷心感到满意，只有无条件答应他一再恳请而不得的停战要求，才较为得计。

可是涉及停战问题，其实也并不是日本zhengfu就能单方面决定的，还必须征询军部的意见。之前伊藤博文对此没有认真对待，完全是在和中方打马虎眼，现在他就不敢再耽搁了，随即便致电位于广岛的日军大本营，就“无条件停战”，与军部重臣及内阁阁员进行商议。

军部那边，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敏感地意识到，刺杀案给日本帮了倒忙，当即拍着桌子大骂：“该匪（指小山丰太郎）罔顾国家大计。”他同意zhengfu意见，以停战来换取李鸿章的谅解。

然而，除了山县有朋，军部其他大臣竟然都对停战均持反对态度，少数服从多数，军部遂复电伊藤博文：“现在停战对日本不利，希望慎重考虑。”

政客的转圜之计被军人给卡住了，伊藤博文等人一时也没了辙。

刺杀案的第二天，即1895年3月25日，恭亲王奕?代表清廷拍来电报，对受伤的李鸿章表示慰问，接到慰问电，李鸿章不由得老泪纵横。此时的李鸿章虽无性命之忧，然而因伤口短期内难以痊愈，剧痛之下，依然只能卧床不起，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不停地向随员们口授机宜，指挥使团进行运作。众人力劝，他也不听，连医生们都拿他没办法。在场一位西方记者描述道：“中堂（指李鸿章）心虽忧而气不馁，其间迅速而果敢有力地谋划一切……就好像没有受此狙击一样。”

在给清廷的电报中，李鸿章颇有信心地说：“中堂（李鸿章自指）身受重伤，幸未致命。中堂之不幸，（会带来）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定容易商办……”

作为李鸿章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和理念，“以敌制敌”过去曾屡屡见效，事实上，从遭遇刺杀后清醒过来的那一刻起，李鸿章即在用“以敌制敌”的思路运筹，这也是他判断谈判即将峰回路转的一个重要基础。

与其愿望相符，随着刺杀案的迅速传播，各国舆论一片哗然。全权大使在出使国遭到该国国人的ansha，本身就是一件严重违反国际公法、极端野蛮和丑恶的事件，堪称世界丑闻！而且李鸿章除了使臣这一身份外，还是国际知名的外交家、政治家，这样一位大人物被ansha受伤，不可能不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美国等国公使，先前曾参与劝说李鸿章出使日本，并做出了安全保证，此事件一出，更让这些国家倍感难堪。

事发次日，德、美、英三国公使先后前往日本外务省，表明自己对刺杀事件的立场，与之牵涉最大的美国自不待言，德、英也都没给日本人好脸色，德国公使认为：“关于李鸿章之事件，无疑已在欧洲惹起恶感。”英国公使则说：“此次事件情形甚为可叹，给欧洲恶感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