岌岌可危（第1页）

在石家河遭遇战中，是嵩武军先追击日军，而且日军还有小的伤亡，因而中方将战斗结果判定为“小捷”。李鸿章闻报后，稍稍松了口气，认为“初战获胜，稍壮士气”。

实际上，此时整个战场形势都已经发生倾斜，由于李秉衡未调动重兵进行反击，日军自占领荣成县后，便毫无阻遏地组织登陆，每天都有一万左右的陆军上岸，经过三天时间的操作，截至遭遇战的前一天，“山东作战军”两个师团三万四千六百人，三千八百匹战马，已全部登陆完毕。

孙万龄等三部共计只有三千余人，别说他们，就算把部署在威海卫及附近地区的华军全部加起来，一共也只有两万一千人，不足日军的三分之二，且兵力十分分散，号令也不统一。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已占有极为明显的优势。

25日，在兵站、粮库等后勤补给机构也已设置完成的情况下，“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岩下令将所部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主要即第六师团，沿荣成至威海的大道前进；左纵队主要即第二师团，沿南路也即桥头集路线开进。

第二天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日军两纵队主力从荣成开拔，向威海齐头并进。沿南路开拔的左纵队向桥头集的孙万龄等三部发起攻击，战斗场面是：开始时，绥军使用行营炮急速射击，在炮火掩护下，河防军发起冲锋，嵩武军则纷纷开火射击，看似声势颇大，然而只要稍一接战，步兵便立刻溃退，不单是河防军，嵩武军、绥军亦是如此，行营炮也随之变得哑然无声。

与清流士大夫们的想象不同，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军事体系都尚处于前现代时期，作为军队现代化的先驱，北洋海军其实是唯一一支与世界接轨的精英部队，反而陆军与时代发展步伐差得太远，虽然很多已装备了近代化的武器，但实际上仍然全都属于中世纪的军队，适合的也还是中世纪战争模式。在宋庆等有经验的老将统领下，陆军精锐部队尚能与对方应付两下，像孙万龄部嵩武军、绥军、河防军这一类的二三流部队，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尽管孙万龄等前敌将领未尝不试图积极抵御和阻截，但现实残酷，所部不与日军接仗还好，稍一接仗，便一触即溃、一哄而散，“全线畏缩”。至27日，华军已溃败至不可收拾的程度，李鸿章沿路阻敌的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

随着日军的逐渐深入，威海卫南帮炮台群开始岌岌可危。南帮炮台群的防务设施主要就是海岸和陆地炮台：海岸炮台建设时间早，规模也大，共有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三座大炮台，均装备大口径克虏伯要塞炮；相比之下，陆地炮台因为修建时间晚，无论规模还是装备的火炮威力，都不如海岸炮台。

海岸炮台在设计上有一个明显缺陷，即所有炮台都是修筑在海边的山群高处，炮口全部对着海面，炮台的后路则在后山坡低处，难以防御，敌人若从后路抄袭，很容易得手。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威海守军又沿海岸炮台的后路修筑了一条“长墙”。所谓长墙，也就是步兵射击时赖以为掩体的胸墙，胸墙外沿墙挖有壕沟，壕沟外再埋设地雷，以防御敌人的进攻。

在修筑长墙时，由于龙庙嘴炮台的位置较之其他两座炮台更加突出，距离过远，因此没有被保护在长墙、壕沟、地雷的防御体系之内。旅顺失守后，丁汝昌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如果敌人攻击南帮炮台群，龙庙嘴炮台极有可能被其从背后首先攻破，届时敌人就可以反过来利用龙庙嘴炮台的大炮攻击其他炮台，以致炮击港湾内北洋海军的舰船，后果不堪设想。

经丁汝昌提议，李鸿章同意一旦事急，发挥海军水兵炮术较好的优势，由海陆军共同守卫龙庙嘴炮台，万不得已，就把火炮的炮闩卸下，交给邻近的鹿角嘴炮台，以免资敌。同样根据丁汝昌的建议，李鸿章又派人在龙庙嘴炮台后方挖掘了一些应急战壕和散兵坑，以便战时步兵可依托防守。

桥头集一战，戴宗骞调拨给河防军的那批danyao大多被丢弃在桥头集，成了日军的战利品，威海守军的danyao储备因此雪上加霜。李鸿章对绥军能否守住南帮炮台已丧失信心，他寄电丁汝昌，让丁汝昌从海军中选拔敢死队，他们不是像之前两人议定好的那样，仅仅被派往龙庙嘴炮台，而是将安插至南帮各个炮台，主要任务也不单纯是帮着陆军一道防守，实际上是准备等巩军无法坚守时，将各炮的炮闩全部卸下，完成最后的毁炮台任务——海军水兵的战斗素质普遍较高，战斗意志也比陆军士兵更坚定，到了炮台不守的时候，不至于像陆军一样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