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箭双雕（第1页）

慈禧听后，经过仔细权衡，认为可以答应李鸿章的要求，并拟授予其两广总督之职。

自刘坤一电奏后，慈禧对手握兵权的疆臣大吏心存顾忌，为了防止他们群起反对“废立”，遂进行了一系列大的人事调整，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广东陆路提督、山东巡抚相继被召进京，两广总督谭钟麟、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已在被召进京的计划之中。在已经空出和即将空出的督抚位置中，两广总督所辖的广东紧邻香港，洋商众多，中外交涉日益繁杂，不懂洋务者很难在那里做官，李鸿章自是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维新派在海外气势日甚，他们在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而侨民、侨商又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同情维新派的人很多。慈禧认为，广东人心浮动，局面不稳，只有像李鸿章这样资望甚高且兼通中西的大吏才镇得住。

尽管李鸿章百般掩饰，尽量不露痕迹，但他的态度、观点已悉为慈禧所掌握。慈禧清楚地知道李鸿章从思想上是赞成和同情维新的，这也是在政变后，她不但未起用李鸿章，还派其去山东踏勘黄河的原因。在予以冷落和变相责罚的同时，慈禧也在暗中对李鸿章进行观察。李鸿章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依旧去了山东，关键是还很认真；闲居贤良寺那么长时间，至少表面上没有任何怨言，始终安分守己地待在家里，甚少主动与人交际。这些慈禧都看在眼里，故而已有起用李鸿章之意，不过终究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自1899年夏天以来，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海外华商中活动频繁，屡次掀动归政风潮。慈禧恨之入骨，清算“康党”之心愈加强烈，并因此发出了“购康、梁”，即出重金设法逮捕康梁的命令。李鸿章出任商务大臣，本身就包含有“购康、梁”的目的，因为此前慈禧曾派人出使日本，尝试引渡康梁，当时用的名义也是“考察商务”。

站在慈禧的立场和角度，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既让李鸿章为镇压“康党”出力，又将其置于不能不明确表明态度的风口浪尖之上；既可作为对李鸿章的进一步考验，又能将其“拉下水”，强迫他与自己一起站到维新派的对立面。授命李鸿章督粤，实际上是这种权术思维的延续。

得知慈禧有意让李鸿章督粤，荣禄立即表示赞同。同为受慈禧宠幸的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已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朝廷因财政窘迫，特派刚毅作为钦差大臣，南下江苏、广东，以整顿地方财政之名，行筹措军饷之实。不久前，有奏折称，刚毅在广东拿到的“报效银两”颇为可观，慈禧对此很重视。广东本是财赋之区，但谭钟麟以下大小官吏皆以贪黩闻名，导致该省财政也出现了拮据，在这种情况下，刚毅仍能搜刮到一定油水，说明刚毅与谭钟麟的关系绝非一般。

谭钟麟是刚毅那边的人，李鸿章则与荣禄有着不错的私交。在荣禄看来，若以李鸿章接替谭钟麟为粤督，岂不就可以拆他刚毅的台，使刚毅欲在集资问题上赢得慈禧赏识，与己争宠的设想破产？

慈禧觉得李鸿章督粤合适，荣禄极力唱和，此事也就得以迅速敲定下来。1899年12月19日，原已受命为商务大臣的李鸿章尚未出行，便被改任为署理两广总督，同日，原两广总督谭钟麟被召进京。

李鸿章被授予署理两广总督后，不出所料，外国驻京使节纷纷前往李宅致贺。李鸿章尚未来得及“试探”，英国公使窦纳乐就首先提问：“据说贵国要废掉大皇帝，果真有这件事吗？”李鸿章大惊失色，连忙摇头予以否认。

之后，李鸿章又假装在“无意之中”向另外一些国家的使节谈起了废光绪、立新帝问题。除俄国公使外，多数公使的态度都如出一辙，即一方面承认这是中国内政，他们“理无干涉”；但另一方面又暗示反对“废立”，说他们的国书都是递交光绪皇帝的，如果另立新君，须请示本国zhengfu。

李鸿章弄清楚各国态度后，立即告之荣禄。荣禄本来也不太赞成贸然废帝，在他的劝说下，慈禧只得把“废立”的事暂且搁置下来，转而接受了荣禄所提出的不必过于着急，可先立“大阿哥”，慢慢再夺得皇帝“大统”的折中建议，也即所谓“立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