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帝（第1页）

有关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得越多，其在中外所激起的反弹也就越大。海外纷传慈禧宣称“帝病重”，实际是要对光绪采取“谋害法”，弄得中国驻外公使都不知该如何解释。曾为李鸿章幕僚、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罗丰禄，为此给李鸿章发来电报，希望他能随时向其传递确凿信息，以便及时辟谣。李鸿章觉得此事确实非同小可，便欲求见慈禧摸个底，但屡次求见，均被拒之于门外。

继李鸿章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发电上奏，希望慈禧和光绪能“尊亲共戴”“维系民心”，以防中外悠悠之口，并提醒慈禧，母子不合可能引发外国的“兵端”。

李鸿章其时无职无权，慈禧或许还可以置之不理。刘坤一就不一样了，他是实权派督抚，在军国大事上有着一定的发言权。这还不算，就在刘坤一电奏的同一天，英国公使窦纳乐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总署施压，明确表达了保全光绪的主张，并要求派法国医生入宫，以验看光绪究竟是否病重。与此同时，在离紫禁城不远的东齐民巷内，已经陆续聚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奥匈帝国等八国近三百人的军队，这在慈禧一方看来，显然具有shiwei和恫吓之意。

两天后，慈禧即命内务府大臣每日带医士为光绪诊病。外界一度认为，封疆大吏的劝谏以及各国的干预已经成功，实际却并非如此，慈禧虽然打消了立即谋害光绪的意图，但又生出了改“谋害法”为“废立法”的念头，也即废掉光绪，另立新帝。慈禧办寿辰当天，面对各地华侨要求归政光绪的巨大声浪，中枢大臣向慈禧进言，认为这股吁请归政的风潮皆由康梁所指使，“不杀康、梁不可行大事”，所谓“行大事”，指的就是废除光绪。

慈禧一心想要废帝，但是，对内，她担心遭到刘坤一等督抚的反对乃至声讨；对外，又害怕列强群起干涉。相比之下，督抚尚可靠处分、免职等办法解决，洋人却不是她随便想怎样就怎样的，因此之故，慈禧急于试探各国的态度，可是经过戊戌政变，张荫桓等懂洋务或稍懂洋务的官员已全部遭到清洗或排斥，顽固派对洋务一窍不通，且与洋人交恶，根本无从打探。这时候慈禧便想到了李鸿章，荣禄奉命走访贤良寺，和李鸿章一直谈到吃晚饭。晚饭后，荣禄屏退左右，向李鸿章传达了慈禧废黜光绪的旨意，并希望他能够出面到各国驻京使馆探听消息，为慈禧一方最后定案提供依据。

李鸿章此时深感慈禧并不真正信任自己，加上年事已高，久居深宫，受包围在她周围的顽固派影响太大，若是他李鸿章继续留在京城的话，继续赋闲，难得重用不说，还可能被迫卷入帝后党争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的泥坑。商务大臣一职，虽可帮助他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但终究是个空衔，做不成什么事，与刘坤一那样的督抚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官场上的沉沉浮浮和不断打磨，早已让李鸿章形成了随时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本能。他立即不失时机地向荣禄提出：“我早已成了闲人，很少与使馆交往，而且这是内政，让我这样一个闲人去问人家，有失国体。不如任命为我总督，届时各国公使一定会前来祝贺，这样我就可以顺便探探他们的口气了。”

荣禄听后点头称是。以公而论，李鸿章的这个要求显得合情合理：一个无实权的官员，确实难以同外国使节交谈朝廷大事。洋人最重实际效果，即便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前实权派人物，若是无利可图，他们也绝不会看在什么私交友情的份上，向你透露任何秘密。

从私交上来说，荣禄和李鸿章的关系一直不错。荣禄入军机处后，慈禧已另授裕禄为直隶总督，但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如果李鸿章提出他想当直隶总督，荣禄或许心里还会感到不舒服，怀疑对方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美梦的企图，然而李鸿章说了，他只是申请授予总督官职，以方便询问各国的态度，并非一定要当直隶总督不可，荣禄自然就不致产生戒心了。

甲午战后，清廷再无时间和金钱，去打造一支与北洋海军同等规模的近代化海军，加上陆战惨败，被认为是甲午战败的主因，于是便开始大力发展新式陆军。武卫军由此应运而生，该军以聂士成、宋庆两部为基本班底，再由袁世凯负责编练一部分，前者为北洋淮军所余精锐，后者练兵所用将弁，包括袁世凯自己在内，也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和北洋武备学堂。这支以淮系成分为主体的武卫军，如今已由荣禄直接控制。对荣禄来说，让李鸿章恢复实权，对于他更好地笼络武卫军的淮系旧属，以增加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显然是颇为有利的，因此荣禄回去后，除如实向慈禧汇报外，也极力撺掇慈禧满足李鸿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