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第1页）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又名东学道，名称由来是“兴东学，排西学”）农民起义。朝鲜zhengfu没有力量独自镇压起义和稳定秩序，于是便通过中国驻朝商务总办袁世凯，向中国发出乞援书，请求出兵助剿。

按照十年前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所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均不在朝鲜驻兵，但朝鲜若发生变乱重大事件，两国均可派兵协助平叛。朝鲜zhengfu请求中国出兵助剿，固然让中国找到了出兵朝鲜的法理依据，然而李鸿章顾虑到它很可能引起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干涉，故而一开始显得很慎重，没有贸然答应。

日本驻朝使官翻译郑永邦主动找到袁世凯，说朝鲜发生内乱，对他们的商务大有妨碍，所以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朝鲜，同时保证：“我国zhengfu一定不会干预。”

袁世凯信以为真，一再致电李鸿章，认为日本“志在商民，似无它意”，请其迅速派兵援朝。在袁世凯的竭力保证下，李鸿章出现了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重大误判，经光绪皇帝认可，决定依照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时的先例，遣兵入朝。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日本zhengfu所制定的《清国征讨方略》中，中朝早就被其列为进攻对象，日本怂恿中国首先出兵朝鲜，不过是在为挑动战争，一举驱除中国在朝势力制造口实而已。

按照《中日天津条约》任何一国出兵朝鲜，都应“互相照知”一条，李鸿章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将出兵一事通知了日本。日本一得到消息，在未告知中方的情况下，便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护卫队”八百人，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抢先直趋汉城。接着，由陆军战时混成旅团、海军八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也陆续开往朝鲜。

对于中日可能在朝鲜爆发军事冲突，李鸿章不是没有想到过，也不是完全缺乏准备。1894年5月27日，即对北洋海军的第二次校阅结束的当天，他便上折提出了自己的备战方案，主要包括任命东征前敌统帅、筹拨军费、添募士兵、加强北洋舰队等四项措施。这是中日爆发战争前的第一个备战方案，但李鸿章毕竟没有料到日本会搞欺诈之术，背信弃义，偷偷地派重兵入朝。

既然日军出兵大出李鸿章的意料，他自然也就不可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华军援朝部队本为平叛而来，海军仅丁汝昌调派“济远”“扬威”两舰，陆军也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率的淮军两千余人，兵力既少，又“专剿”朝鲜内地的起义军，所以也没有抢驻汉城和通商各口。趁此机会，日军尽占朝鲜险要之地——铁舰扼守仁川，陆军进占汉城。可以说，日军自登陆朝鲜开始，就已“著著占先”，而华军则“面面受制”。

发现苗头不对，中国zhengfu连忙强调中国派兵，系按照保护属邦旧例，帮助朝鲜平定内乱，日本没必要再派重兵。日本有备而来，自然不会吃这一套，他们宣称中国既然已经出兵，则日本也有同等的出兵权利，对于中方的照会和声明，根本就不予理睬。

此时朝鲜zhengfu已与东学党展开谈判，看到起义已引起外国武装干涉，东学党领导人同意暂时停火，双方于6月10日达成和议，朝鲜局势渐趋平静。《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一旦朝鲜变乱被平定，中日两军就应撤回，中国zhengfu因此援引条约规定，通知日方同时撤军，但日方却以“中日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由，加以断然拒绝。

日本不仅不肯撤兵，而且其动议还蕴含着对中国宗主权的否定，中朝两国都无法接受，中日两军遂在朝鲜形成对峙，朝鲜半岛的局势由此重新变得复杂起来。

截至6月16日，日本陆军战时混成旅团第一部四千余人，已全部由仁川登陆，驻朝日军在兵力上大大超过华军，而且完全控制了汉城、仁川等重要城市，势头咄咄逼人。华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为防不测，提督叶志超一面将军队集中在小城牙山待命，一面紧急向国内报告局势动态，请求指令。

中国zhengfu仍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冲突，但仅仅一周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对中方拒绝“共改朝政”深表遗憾，同时表示日本不会因为中国的拒绝而放弃这项动议，更不会撤退驻朝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

既然已经对华绝交，日方当然不会再顾及中方的态度，日本继续向朝鲜大规模用兵。绝交书提交的次日，日军第五师团即开往朝鲜，事态由此变得愈加严重。

此前，面对朝鲜危局，紫禁城迅速出现了主战、主和两种声音。主战一方主要是帝党清流，帝党清流的幕后指挥者是翁同龢，他在控制着清流派的同时，主要通过文廷式来联络志锐等帝党成员，用以协调两派步骤。翁同龢本身是一个“尊王攘夷”者，一贯高调主战，翁同龢所辅佐的光绪皇帝年仅二十四岁，正当年轻气盛，亲政后颇思有所作为，对日作战的情绪也颇为高涨。

主和一方主要是后党。后党主和，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年恰逢慈禧的六旬大寿。在此之前，慈禧有两次生日都没能过好：第一次是她四十岁的时候，当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第二次是五十岁的时候，发生了中法战争。慈禧对此耿耿于怀，她本人不希望到了六十大寿的时候，迎接她的又是战争，而不是隆重的庆典，所以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消弭战端，保持和局，后党都是围绕着慈禧转的，其成员自然也持相似态度和政治立场。

兵部尚书孙毓汶直军机逾十年，且深得慈禧宠信，是后党的中坚分子。其时的军机处首席大臣、礼亲王世铎遇事模棱，从不主动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孙毓汶因此成为枢府（军机处）真正的主心骨，枢府也因此为后党所控制。在和战议题上，孙毓汶与翁同龢相对立，另一位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徐用仪紧随孙毓汶，更是一度和翁同龢吵到了脸红脖子粗的地步。

李鸿章与孙毓汶的私交很好，但和一些后党官员纯粹迎合慈禧不同，他与主战一方的实质性分歧，还是集中在仗到底能不能打，以及能不能打赢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