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心应手（第1页）

奕?主政时期，李鸿章办事至少要受到上面的两层限制，一是奕?，二是慈禧：奕?本身懂洋务，有自己的主见，同时对于慈禧、清流派等保守力量又有所忌惮，所以对于李鸿章的一些建议，往往都会进行冷处理；奕?与李鸿章同为洋务派，又是上下级关系，慈禧要抑制奕?，就必然也会影响到对李鸿章意见的采纳。

奕譞在洋务及理政能力方面远不及其兄，不过也正因如此，奕譞对李鸿章更为倚重，也更能放手，左宗棠死后尤甚，许多军国大事他都要拿来询问李鸿章。另一方面，奕譞本是慈禧的亲信，他在与慈禧的相处过程中，相比其他人更为谦恭、顺从，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他的自主空间大，其实也就等同于李鸿章的自主空间大。

在当时的体制下，有奕譞作为靠山，李鸿章施展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尤其外交方面，朝廷几乎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甲申政变后，朝鲜局势仍然错综复杂，朝鲜zhengfu为了牵制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曾密谋与俄方签约，这就是朝俄密约事件。意识到闵妃集团怀有贰心，已经出现了主动脱离中朝宗藩体制的可能，李鸿章从其“不沾不脱”的对朝政策出发，一面放回闵妃集团的政敌李昰应，用以对朝鲜王室进行钳制，一面授命在甲申政变中表现果敢的袁世凯驻朝，以“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予以积极干涉。

1885年11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为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袁世凯在执行干涉政策方面不遗余力，朝鲜的所有内政外交乃至财政，都在他的手指目顾之间。袁氏的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的不满，加上唯恐被回朝的李昰应夺权，他们又再次策划联俄活动，此即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

两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都与俄国的“南下政策”脱不了干系。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向西方的扩张受挫，俄国开始将目标盯准亚洲，实施所谓的“南下政策”。英国向来在亚洲拥有传统优势，自然不肯相让，于是亚洲便形成了英俄争霸的局面。为了遏制俄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尤其为了防止俄国染指朝鲜，英国除直接出兵占领朝鲜巨文岛（英国称汉密尔顿港），将其作为对俄作战的军事基地外，还竭力发挥中国的作用，利用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对俄国进行牵制。

朝俄密约事件传出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奉命兼任赴朝专使，并在朝鲜问题上，将中国看成“盟国”，其他如英国驻日公使以及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都敦促李鸿章加强对朝鲜的控驭。

直到甲申政变，日本的对朝政策始终都是积极的，随后因为力量和资源不足，日本不敢冒险与中国开战，遂不得不以与中方签订《天津条约》了事。《天津条约》虽然明确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有出兵朝鲜的权利，可实际上该规定在和平时期并没有什么用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能抑制自己的扩张意图和欲望，等待以后行动的机会。朝俄密约事件以及英国占领巨文岛，让日本担心俄、英会一个接一个地占领朝鲜沿海岛屿，进而威胁日本国防。相对于俄、英，中国虽大却弱，在日本人看来，要比俄、英好对付得多，因此日本一改先前挑动朝鲜脱离宗藩体系的态度，转而在朝鲜问题上同中国合作，甚至怂恿中国积极干预朝鲜事务。

英俄对抗和日本暂时的“等着瞧”策略，为中方解决朝鲜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李鸿章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与袁世凯配合行动，不断向朝鲜和俄国施压，果断制止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此后直到甲午战争，朝鲜zhengfu再未敢有任何引俄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