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第1页）

李鸿章的对朝战略应该说是成功的，但外交毕竟是内政的延续，中朝外交成果能否巩固，还必须依靠朝鲜李氏王朝内部的广泛认同。正因如此，在朝鲜，李鸿章的通商开放主张始终未能得到朝野的一致支持，相反，随着朝西签约的完成，朝鲜内部的排外情绪更加高涨，开化派与顽固守旧势力之间的党派冲突也随之不断加剧。

1882年7月，距《朝美通商条约》签字仅两个月，朝鲜都城汉城就爆发了一场兵变。起因是汉城侍卫部队领取俸米，发现米中掺入了砂糠等物，不堪食用，结果发生了士兵砸毁仓库，夺取粮食、殴打库吏的事件。事后，由于朝鲜zhengfu未能给以足够重视，处置不当，又使得变乱升级，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破坏性极强的暴动。

朝鲜李氏王朝名义上由国王李熙执政，实际权力却掌握在王妃闵妃手中。闵妃集团主张对内变革，对外开放，从《江华条约》起，对外通商签约实际都由闵妃集团所主导。对闵妃集团的愤忿不满以及排外仇日思潮的影响，促成了兵变的发生，此后兵变宛如火山般往外喷迸、呈不可遏止之势——在兵变过程中，参加主体除军人外，加入了大量城市贫民和郊外的农民；逐杀对象由朝廷命官，变成了在朝的日本人；攻击目标由日本驻朝使馆，变成了王宫。

兵变造成李最应以下众多官员被害，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在被迫烧毁公使馆后，仓皇逃回日本，二十余名在朝日本人死于非命。皇宫内，闵妃化装出逃，李熙被软禁，李熙的生父、被闵妃赶下台的顽固派首领李昰应乘机入宫，出掌政权。因为这一年为农历壬午年，所以历史上将此次兵变称为壬午兵变，也称壬午军乱、汉城士兵起义。

发生壬午兵变时，正值李鸿章丁忧在籍，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关心着朝鲜政局，壬午兵变是他所未能预见到的突发事件。他断言兵变者围攻日使馆，攻击和杀死日本人的行为，都是与既定条约、国际公法相违背的，也给日本侵朝赋予了口实。

不出所料，壬午兵变后，日本立即向朝鲜派出了舰队。李鸿章看出，日本出兵朝鲜，“虽似恫吓，实有兴师问罪之意”，即在乘机勒索的同时，可能将直接帮助朝鲜平乱，而一俟平乱成功，日本的气势无疑会更加嚣张，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李鸿章虽在合肥家中守制，但张树声是他的老部属，诸事都会向其请示，故而李鸿章仍能参与对朝决策。他在天津的幕僚薛福成、周馥等则在张树声身边，就近进行筹划。众人协商一致，决定立即派兵赴朝，从日本手里抢过平乱的主导权。

截止壬午兵变时，李鸿章向德国订购的铁甲船“定远”“镇远”虽然尚未竣工交付，但他按照日意格的建议，采购或自造的多艘高速巡洋舰都已下水，并编入北洋水师作为主力战舰。在这些巡洋舰中，“超勇”“扬威”仍由李鸿章委托赫德、金登干订购，由于知道李鸿章对蚊船和碰快船不满意，赫德、金登干一开始对军舰提出的设计要求就较高，两人在军舰建造过程中也都比较尽心尽力。这使得二舰在设计、武备水平等方面，甚至可与当时西方大国的同类军舰相媲美。

除“超勇”“扬威”外，张树声又从北洋水师中拨出由福建船政局制造的练船（即练习舰，系无防护巡洋舰）“威远”，一共三艘军舰，派道员马建忠、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火速赴朝观变。同时电告总理衙门请示办法，拟调拨招商局轮船，载运归其节制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军赴朝平乱。

1882年8月10日，马建忠、丁汝昌率军舰抵达朝鲜仁川，发现日本铁甲船“金刚”已先行到达。马、丁认为情况紧急，假若中方动作稍慢，日本一定会抢在前面，以重兵赴汉城自行查办。两人商量后，决定由丁汝昌归国请兵。

丁汝昌归国时，总理衙门已经奏准张树声的行动计划，17日，吴长庆率所部庆军六营，从庆军驻防地山东登州出发，于三天后到达朝鲜南阳马山浦，与从仁川赶来的马建忠等人会合。不过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其时日本舰队的七艘军舰已全部抵达朝鲜，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一千五百名日军到达汉城，并分兵屯扎于汉城南门外。

在这一轮争夺中，日本人夺得头筹，此后花房义质入城与李昰应谈判，提出了“惩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一系列要求。一向排外的李昰应对之采取了拖延战术，花房义质大为不满，遂以朝鲜zhengfu逾期不答复其要求为由，率日军离开汉城，返回仁川，以示谈判破裂。

日方此举造成朝鲜局势空前紧张，汉城人心惶惶。李昰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向驻马山浦的中国军队求助，请中方居间调停，吴长庆、马建忠等趁机应邀率大军向汉城开拔。

张树声在吴长庆出发前，已经了解到李昰应纵容兵变，实为兵变者后台的事实，并接受薛福成的建议，决定抓捕李昰应。吴长庆按其秘密指示，在率部抵达汉城的次日，便设计诱捕了李昰应，并将其押解回中国。

几天后，吴长庆按朝鲜国王李熙之请，顺理成章地对兵变进行镇压，共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处决为首者十余人，其余交朝鲜zhengfu酌情释放。接着，吴长庆又派人迎闵妃回宫，短时间内，兵变即被平定，朝鲜人心大安，社会秩序重新得到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