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功”（第1页）

1900年6月上旬，北京邻近各县的义和团分批进入北京城，北京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慈禧斥退顽固排外大臣，剿灭拳民。此时外界注意到，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以及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都已被朝廷先后派往涿州。

涿州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涿州之行被舆论解读成是对义和团的“宣慰”活动，目的是解散拳民，荣禄也密电李鸿章表示，拳民此番若是解散便罢，要是不解散，朝廷即一意主剿。李鸿章却认为义和团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便“宣慰”亦恐无济于事。他一眼看穿了刚毅等人想利用拳民以达一己之私的算盘，而且也知道荣禄在密电中所言，只是他自己的意见，并非“圣意”，故而对这次解散拳民的行动不抱太大希望。安徽巡抚王之春致电李鸿章，建议他迅速向朝廷敷陈补救办法，李鸿章以“内意主抚，电奏无益”答之，仍旧不愿公开介入剿抚两派之争。

事实上，涿州之行表面上的“宣慰”和解散拳民，并非朝廷真意。慈禧为顽固派所惑，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义和团，以对付让她又恨又怕的洋人。可是慈禧又拿不准义和团到底能不能为己所用，以及义和团和许多顽固派官员所宣扬的“神功”是否真实，为此，她才特派赵舒翘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在打探义和团虚实的同时，对其各种各样的“神功”进行当面查证。刚毅本不用去涿州，但这位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顽固派首领，唯恐赵舒翘到涿州看到情况后发生动摇，于是在赵舒翘、何乃莹出发的次日，也亲自赶往涿州。

赵舒翘本质上不属于刚毅一类的顽固派，经过一天的考察后，他已明显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然而刚毅来到涿州后，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舒翘老于世故，他虽和刚毅等人所想不同，但又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赵舒翘也正是靠刚毅之力，才在军机处顶替了廖寿恒原来的位置。赵舒翘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都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恃”，慈禧本人实际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他不敢当面揭穿刚毅，在表示刚毅所见并非没有道理后，便离开涿州，先回京报告去了。刚毅则留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事宜，之后才赶回京城。

赵舒翘生怕为当道所忌，竭力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顶戴，但他也知道义和团“神功”真实与否，关系慈禧的最终态度和决策，此事非同小可，因此回京向慈禧汇报时，也不敢完全谎报，只是尽量把话说得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希望以此蒙混过关。问题是慈禧受到刚毅等人的影响，居然认为赵舒翘复命的意思就是义和团“神功可恃”，开始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和杀灭配备先进武器的洋人了。

慈禧原非头脑简单的当政者，对于义和团问题，其实经历了一个反复犹疑、再三权衡利弊的过程，之前虽然她倾向为抚，但一直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又主抚。直到“神功”得到确证，慈禧才大胆做出决定，要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以此根绝维新隐患。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慈禧后来才说自己是受了蒙蔽，上了一些大臣的当。

1900年6月9日，慈禧调武卫军中同情义和团的董福祥部入驻北京城内。李鸿章一度曾寄望于荣禄，认为“荣（禄）拥兵数万，当无坐视”，殊不料此时的荣禄与赵舒翘一样，慑于慈禧、载漪等人的压力，已不敢力谏，致使由其统领的武卫军，反而给义和团撑起了腰。

在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董部支援后，义和团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入北京。拳民们在城内成群结队、持刀持械、youxing街市，一边高呼“灭洋”口号，一边大肆焚杀，“大火烧，大火烧”的喊声通宵不绝，又有人沿街叫唱：“铁蚕豆，炒个熟，先杀鬼子后烧楼！”短时间内，北京城里的房屋被烧毁四千余间，到处火光熊熊，三街六巷，犬吠人叫，惊恐不已。各国使馆人员，以及麇集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内的外国传教士、教民，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所有人轻易不敢外出一步，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军舰二十四艘骤集天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奥匈帝国等八国也开始正式启动调兵入京方案，从6月10日起，天津租界的八国军队一共派出两千人，组成联合特遣队，由英国东亚舰队司令、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故而也称西摩尔联军），率先向北京进发。义和团拳民沿途拦截，京津交通为之断绝，一时谣言盛行，又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在外交层面，原本能够起到沟通缓冲作用的总理衙门，此时不再被外国使团所信任，其地位被迅速边缘化，而由于未能通过交涉，阻止洋兵进京，总理衙门的表现又被慈禧认为过于软弱，以致逐渐失去了她的眷顾和信任。6月10日，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遭到罢免，端郡王载漪受命入主总署，总署由此亦被主抚派所控制。

主抚派虽主张借义和团“神功”打洋人，但也不敢轻易言战，随着西摩尔联军向北京推进的警报声不断响起，其内部立刻乱了阵脚，包括载漪、刚毅在内，王爷大臣们谁都拿不出“一个正经主意”，一些官员虽然空喊“与洋人拼命”，实际并无具体办法，支持主抚派的慈禧一贯精明能干，也开始显得手足无措。见时局有失控之势，作为地方主剿派的代表，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一致认为，须调李鸿章入京，才能挽救危局。盛宣怀直接致电李鸿章，吁请李鸿章出山，并说“师若回北洋，似可速了”，次日，盛宣怀又电寄刘坤一、张之洞，称“目前唯有电傅相回北，内乱外衅，或可渐弭”，建议三人联合电奏李鸿章入京。

同一时间，总税务司赫德亦给李鸿章发来电报，惊呼“京城局势危险已极”，“中国危亡即在旦夕”，请李鸿章电奏慈禧，促成清廷“将各使馆保护万全，并宣明凡有臣工仇视洋人之条陈，朝廷必不为所摇惑”。李鸿章见已不能再保持缄默，这才采取折中办法，将赫德的来电内容转给总理衙门，再由总理衙门转奏慈禧，从而借助外人之口，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