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第1页）

与作为“康党”魁首的康梁相比，谭嗣同、徐致靖等都尚算是次一等的角色，但康梁在政变时都得以逃往日本，慈禧对此始终心有不甘。在她的要求下，李鸿章宴请了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育造，用以说服日本引渡康梁。

但实际上，甲午战争后，中日的对外战略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一意“联合西洋，牵制东洋”，把防御矛头对准了日本，而日本在经历“三国干涉还辽”后，发现以其一国之力治东亚有余，敌西方却不足，推出的却是“维新输出”政策。所谓“维新输出”，实质是试图在东亚打造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以便在远东角逐中与其他列强抗衡，而其名义上则是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辅助东亚各国，走入近现代国家行列。所以，此次伊藤访华即负有“维新输出”的使命，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对康梁等维新人士加以保护，也是寄望于维新派日后可以东山再起，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同意引渡康有为。

而在李鸿章看来，康有为缺少阅历，能力一般，但假以时日，将来仍可以大有作为。李鸿章也如此看待梁启超，甚至相比于康有为，他对梁启超寄望更大。据梁启超自述，在其流亡日本期间，李鸿章曾三次委托伊藤博文等人，向他致以慰问，并嘱以“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它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就失去初心”等语。这让梁启超颇为动容，特地致书李鸿章，对于他以“赫赫重臣”的身份，“不避嫌疑，不忘故旧”表示感激。

尽管李鸿章对“康梁版”变法的方式不以为然，并把维新派的失败明确归咎为“变法太急，用人不当”，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维新变法本身，特别是其发展方向。随着百日维新的夭折，光绪在变法期间所颁布的上谕多被废除，已经开始实施的各项举措，如官制改革、各省设立学堂等也被全部停止执行，仅保留了京师大学堂一项，“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目睹此情此景，李鸿章心中更多的还是惋惜与不安。以他的见识和眼光，肯定知道这样一成不变的旧局面，是注定维持不下去的，因此以康梁为代表的这批富有朝气、通达时务，精于西学而又立志革新的年轻人，在中国将来的政治生活中很可能再次发挥作用。这是李鸿章在政变发生后、维新派失势溃散的情况下，仍冒着风险进行保护，甚至暗中与之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