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第1页）

在翁同龢与光绪、张荫桓、康有为决裂前后，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已非常尖锐，京城气氛极为紧张。原本继强学会被封禁后，维新派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略具政党规模的保国会，在后党接连不断的弹劾、诽谤与恫吓下，保国会也被迫解散，维新派亦随之准备离开北京。

光绪和维新派认为，变法的最大阻力来自慈禧太后，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变法，就必须向慈禧要事权。维新变法的复杂和危险性在于，它不仅牵涉到新旧之争，还与帝后之争紧紧纠缠在一起。慈禧作为实际的最高当政者，她真正担心和害怕的，并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光绪和帝党会不会利用变法，从其手中完全夺取权力，进而逾越她所能容忍的最后底线。

1898年6月10日，借恭亲王奕?病逝之机，慈禧对整个中枢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荣禄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所遗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由刚毅接任；崇礼接任刑部尚书、步军统领。通过这次调整，后党在中枢的话语权得到增强，尤其荣禄、刚毅本就权力不小，升职后地位变得更加重要，鉴于二人一贯都对维新变法持反对态度，慈禧的用意已十分明显。这种情况下，大规模推行变法的时机其实并不成熟，但次日光绪仍以慈禧已同意“不内制”为前提，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开始维新变法，因当年为戊戌年，故也称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由此被推向高潮。

同为维新的支持者，对于光绪的这一谕旨，翁同龢与张荫桓的反应却大不相同：翁同龢有所保留，认为“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强调“不可忘旧”；张荫桓则是一个劲地拍手叫好，称此谕旨将使“政令一新”。

清末小说《续孽海花》的作者张鸿，署名燕谷老人，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作为维新运动的亲历者，《续孽海花》对史料的运用比较忠实、慎重。在书中，梁启超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绝不可能做救时名相。”梁启超和康有为商定，暗中拥戴“小燕（指张荫桓），以为后备”，在他们看来，张荫桓近来“圣眷优隆”，已取代翁同龢，成为光绪皇帝的第一宠臣，且此人“既有雄心，必能尽力，而其才也足济之，似比着常熟（翁同龢）之谨小慎微，能有作为”。

这段描述所录，虽未必全是当事人的原话，但基本反映了翁张对于维新变法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维新派对于翁同龢的看法和态度，即翁氏瞻前顾后，不但不堪一用，而且已成为推进变法的一大障碍。

既是障碍，对于跃跃欲试的康梁、张荫桓乃至光绪而言，翁氏便成了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另一边，因帝党之争，慈禧早就想对翁同龢动手，发现光绪亦对翁同龢不满，自然乐享其成。6月15日，维新变法刚刚开始，慈禧即下懿旨，免去翁同龢一切职务，将其逐回原籍，永不叙用。

光绪与翁同龢有近二十年的师徒情谊，可对于翁同龢被逐，光绪的态度却极其冷淡。且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当日，正值其六十八周岁生日，其意不言自明。身为两朝帝师、国之重臣，一度煊赫无伦、权倾朝野，未料临到头来竟遭如此毫不留情的罢斥，朝局之风云诡谲，直令人目瞪口呆。在京官员们对此议论纷纷，都觉得“可叹可忧”。

李鸿章同样震惊不已。诚然，翁李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明里笔仗嘴仗打了几十年，暗里翁同龢给李鸿章使的绊子也不少，然而李鸿章却并不希望对方以这种方式倒下。更重要的是，就维新变法的前景而言，翁同龢被逐出京城，也绝非好事。

在原有的中央决策核心层面，奕?生前已意气全消，对于维新不仅不热心，还极为反对；李鸿藻年迈多病，且不像翁同龢那样思想有所进步，仍停留在清流阶段；奕劻是后党，荣禄更是维新的积极反对者。除去他们，只有翁同龢一个人能为维新说话，他一出局，面对顽固守旧势力的挑战，本就不占优势的帝党维新派将愈显薄弱。事实上，翁同龢落马，就是后党抓住帝党维新派内部的裂缝，对之展开的一次降维式打击。令人唏嘘的是，光绪年轻性急，做事空有热情，张荫桓恃才放旷，一心揽权；而康有为等又都是初出茅庐，缺乏历练的书生，彼时彼刻，他们还根本想不到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再者，翁同龢不仅领袖帝党，同时也是帝党与维新派之间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环节。他的另一个好处是毕竟沉浮宦海多年，有其老于世故、谨小慎微的一面，对于维新变法的处理方式，也与李鸿章有相似之处，即都主张变法宜渐进，并坚持调和两宫，不使光绪与慈禧的关系过于僵化乃至恶化，这一点从对于光绪谕旨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相形之下，张荫桓新贵骤进，对于变法“求治太急进太锐”，对于两宫扶此抑彼，在李鸿章看来，他自己都“恐难久于其位”，又怎么能对变法起到保障作用？

出于个人私怨，李鸿章过去也曾向帝党展开反击，比如通过后党之手，罢逐文廷式，但从维新变法的大局着想，他自然希望加强维新阵营的力量和声势，而不是相反。李提摩太来北京时，奕?尚在世，李鸿章当时感慨地对他说：“现在满朝文武没有几个真正懂得世界大势的。”并介绍李提摩太去见奕?、翁同龢、孙家鼐。

对于维新变法，如果说翁同龢是支持者的话，奕?实际上属于“潜在的反对者”；孙家鼐和李鸿章一样，虽不介入帝后党争，但也倾向于支持变法。李鸿章将他们介绍给李提摩太，即说这三人都是已懂得世界大势、“稍明新学”的极少数重臣，其中亦不无通过李提摩太说服奕?成为变法的支持者，同时巩固孙家鼐继续支持变法之心的用意。

翁同龢被逐当天，总理衙门章京、与李鸿章有着上下级关系的张元济，前去谒见光绪，出门后恰巧碰到了李鸿章。张元济是帝党成员，所谓帝党，并非铁板一块的政治团体，就如同张佩纶在成为李鸿章女婿之前，政治上虽为清流骨干，然而却与李鸿章私谊甚笃一样，张元济与李鸿章也接近于忘年交。李鸿章在人际关系方面，对同辈或许苛刻，对后辈却常显温情，他很是赏识张元济，李鸿章在张荫桓寓所与康有为吃饭时，张元济就曾同席作陪。

见到张元济后，李鸿章除了问他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一事外，便是一个劲地叹气，显得忧心忡忡。李鸿章知道事情不妙，但他手中没有实权，无法进行干预，只能暗自着急——在光绪下达《明定国是诏》前后，朝廷已经两次进行人事大调整，但这两次重要的人事安排，都没有李鸿章的份！

据说恭亲王奕?在其遗言中，一共向光绪和慈禧推荐了四个人，其中李鸿章排在第一位，奕?说他“积毁销骨”，意思是承受了太多毁谤和责难。除李鸿章外，另外三人分别是京内的荣禄和京外的张之洞、裕禄，奕?认为四人“可任艰危”。

翁同龢被罢斥后，李鸿章频频被慈禧召见，国外观察家一度认为他“似有权力增长之倾向”，甚至猜想李鸿章“可能已经内定为直隶总督”。然而事与愿违，第二次人事大调整，升职名单中依旧没有李鸿章的踪影。朝野呼声很高、奕?所力荐的张之洞，亦未能调京。奉旨“来京陛见”，随后又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接替翁同龢职责的，是王文韶。王文韶乃有名的官场老滑头，向来既不做实事，也不得罪人，他进入中枢，对各方以及变法与否，都毫无影响和作用。

至于奕?所荐荣禄、裕禄，则一个不缺，都得到提升：荣禄从王文韶手中接过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完全取代了昔日李鸿章在北洋的地位和权力；原任四川总督的裕禄进京，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显然，慈禧仍在继续谋篇布局，在此番人事调整中得便宜的也依旧是后党和满族大员。李鸿章既不被看成后党的一员，又因其是汉臣且“积毁销骨”，自然难以真正获得信任和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