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会谈（第1页）

往前推四个多月，翁同龢与康有为正是关系最亲密的时候，翁同龢在光绪面前推荐康有为，“请皇上举国以听”。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于是总署便遵旨在西花厅约见了康有为，“以客礼相待”，向其询问有关变法的具体事宜。

参与约见的总署要员共有五人，除了翁同龢、张荫桓，还有荣禄、廖寿恒、李鸿章。

荣禄以追随醇亲王奕譞创办神机营起家，他的仕途也一直较为顺达，但因资历浅显，直到甲午前，还只是担任西安将军，属于旗员中的边缘角色，并无实权可言。甲午后，由于受到慈禧的特别信任，荣禄才得以一路飙升，先是兼任总署和督办军务处，继而又以兵部尚书升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求大学士而不可得，对之颇为羡慕嫉妒，乃至在日记中大发感慨，认为“荣禄在后而协揆”，是一个“异数”。

荣禄无论是在总署的位置、所兼任的兵部尚书之职，还是受慈禧的宠信程度，都与以前的孙毓汶重合，实际就是继孙毓汶之后新的后党中坚，他所代表的自然也是此时后党的政治立场。于是当与康有为会谈开始后，荣禄首先表态，一上来就堵了康有为一句：“祖宗之法不能变！”面对荣禄的下马威，康有为只能回答：“因时制宜，实在是不得已。”

廖寿恒原为军机大臣，刚刚才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入军机是由翁同龢引荐的，其观点立场和行动基本与翁保持一致。发现荣禄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廖寿恒连忙引导康有为进入正题，问他：“应当如何变法？”康有为说：“应当变法律，而应以变官制为先。”

李鸿章对此深有共鸣，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从整顿吏治的角度出发，便提出了“易官制”的主张，并将“易官制”放到“变法度”的首位。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正进入高潮，zhengfu展开大规模的官制改革，除颁宪法、开国会外，又仿照西方，设立了陆军、海军、农商、递信（主管交通、通信、电气等事务）诸省。李鸿章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他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自秦汉以后，便出现了“政杂”的问题，官制冗繁，效率低下，应与日本一样进行官制改革，做到“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

可惜李鸿章的这些主张当时乏人问津，这令他不禁感叹中国“文守千年”，竟然没有多少人看出体制的弊病所在，更无人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和倡导政体改革，进而开始为大清王朝的前途担忧，认为整个王朝如同“弊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后果就不堪设想”。

因此，当康有为认为官制改革势在必行，且将其作为维新变法的首要任务时，李鸿章如遇知音，随后他便紧接着康有为的话，追问道：“若把zhengfu现有六部全部撤掉，相关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全部废弃？”

见有人问到了点子上，康有为有了发挥空间，遂侃侃作答：“今天的法律官制，都是一统之法，中国积弱，乃至面临覆亡的命运，都是因为这些东西，实在应当尽数撤去。即使一时不能尽去，也应当斟酌改定，只有这样，新政才可推行。”

李鸿章老成持重，对于康有为的作答，未当场明确表态，在之后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谈中，也始终不动声色，没有再发言。不过在场众人都已看出，他对待康有为及维新派的态度，与荣禄完全不同。

西花厅会谈是李鸿章第一次与康有为见面，他与维新派的直接交往也由此开始。维新派对于李鸿章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维新派与帝党关系紧密，在他们眼里，李鸿章仍旧脱离不了“汉奸李二”的形象。维新派骨干谭嗣同直言不讳：“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他认为甲午前的中国政局“日暮途穷，百政废弛，诚足恶矣”，并将其归罪于李鸿章。梁启超也曾说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后来在其所著的《李鸿章传》中，又做过“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的评价，并说“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李鸿章参加强学会被拒，固然是出于帝党方面的提议，但也足以说明康梁等人不愿与之结盟。

另一方面，李鸿章毕竟与后党顽固派不同，特别是他的见识和才能，与其他朝中大吏形成鲜明对比，维新派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谭嗣同谈到李鸿章时，引述了张之洞的话，说香帅（张之洞）尝叹息：“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览朝廷内外，大小人臣，学问、品行、心术都不得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其左中前后之炮界荡然无存，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而谁能用乎？”这实际上就是谭本人对李鸿章的肯定。无独有偶，梁启超也有着较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二品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年龄超过五十岁的大吏，几乎没有一人能比得上李鸿章。

维新派在内心里知道李鸿章的分量，而且此时的李鸿章虽无实权，但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影响力依旧，用梁启超的话说，“五洲万国人士，几见于李鸿章，不见有中国”，“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维新派初出茅庐，极需借力，故而表面保持距离，暗中却与李鸿章过从甚密。根据已知资料，继西花厅会谈后，康有为又在张荫桓的寓所与李鸿章一起吃过饭。李鸿章很少在贤良寺的居所接待访客，而梁启超却得以到李家做客，并向李鸿章毛遂自荐，表示如能用他与康有为出使日本，必能打通中日外交管道。

维新派人士中，与李鸿章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徐仁铸。徐仁铸时为翰林院编修，乃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被称为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徐家杰的孙子，是徐仁铸的另一个身份。徐家杰为李鸿章的同年，当初李鸿章参加会试时，突患疟疾，幸得徐家杰照料，才得中进士，李鸿章因此对徐仁铸予以了格外关照，徐仁铸经常到李鸿章家中吃饭，甚至进出李宅可以排闼直入而无需通报。

因为有这种关系，维新运动期间，吴汝纶竟然以为李鸿章在为维新派出谋划策。近两年后，康有为致书李鸿章，除表示李“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外，还称呼李鸿章为“维新之同志”。梁启超也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公之所以待启超者，不可谓不厚，所以爱启超者，不可谓不深，每念及此，无以为报。”多数维新派人士在有关变法的追述中，对帝党维新派以外的朝中大员，特别是阻碍变法者均大张挞伐，独对李鸿章未有一句刻薄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