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外债（第1页）

甲午战争后，由于巨额赔款及洋务运动停滞乃至倒退等原因，中国国力更加贫弱，国际地位每况愈下，西方各国也包括日本，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翁同龢在自订年谱里哀叹，各国公使来总署，总是肆意咆哮叫嚣，其态度已不能和从前相比了。

诸如法国公使上门挑衅之类的事，那个时期经常发生。公使在时，众人不敢硬顶；等到公使一走，才无不愤然作色，论及国家前途，个个表现得忧心忡忡。

其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比李鸿章出访海外时，更为严峻险恶。李鸿章访问德国时，德国曾提出要在中国租借军港，李鸿章权衡利弊，出于“均势制衡”和“以德制日”的需要，认为未尝不可，前提是必须有所交换。不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德国以此为由，直接强占了胶州湾，中国在一无所得的情况下便失去了一个良好军港。事情还不止于此，当初对于要不要租军港给德国，李鸿章最大的顾虑就是各国会不会争相仿效，所以才要以交换条件的方式来设限。果不其然，看到德国轻而易举就拿到了胶州湾，加入远东角逐的列强全都按捺不住了，俄国要谋占旅顺、大连，英国要谋占威海卫，法国要谋占广州湾，一时间，群魔乱舞，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危机。

按翁同龢所说：“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泪，是何气象，负罪深矣！”挥泪诸臣中当然也包括李鸿章。李鸿章虽靠口舌驱退了法国公使，但深感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如果只是徒恃笔舌之争，终究无补于时艰，他断言中国“本可不贫不弱，唯在亟图变计而已”。

好在面对巨大的民族危机，已不是李鸿章一个人作如是想了。光绪亲自下达谕旨，要求变革，官员士子也为之展开了激烈讨论，二者的焦点都集中在修铁路和开矿上。修路开矿因此被视为甲午后国家富强的首要政策，并逐渐成为清国上下的共识。

修路开矿本就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内容，李鸿章曾多年进行呼吁和努力，只因顽固守旧派的阻挠，一直进展较慢，现在看到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自然乐于促成。李鸿章过去的幕僚盛宣怀刚刚受命督办铁路总公司，李鸿章便借助自己在总署办事的便利，“指导”盛宣怀推动修路开矿等诸项事宜。

铁路和矿务都是对资金技术要求很高的行业，而彼时的清廷却既乏资金又无技术，因此明明着急着修路开矿，却无从着手。相对而言，技术的难题还好解决一些，最根本的是zhengfu手里没钱。本指望通过修改关税来缓解财政困难，但在关税谈判碰壁、短时间内关税无法增加的情况下，这一希望已化为泡影。西方解决资金问题，通常还会考虑筹集商股，然而中国的商业资本并不发达，且甲午后的清廷在威信和公信力方面下滑严重，又不掌握现代的金融手段，要想顺利地从民间吸收到大笔资金，极其困难。

官款难请，商款难筹，可走的道路就只剩下了借外债。洋人重利，自然不肯无条件将钱借出，如果没有关税、厘金、盐税等进行抵押，他们就会要求以路权和矿权本身作为抵押，或投资参股。后者最让李鸿章为之头疼，因为他对之没有任何决定权，可供其施展和发挥的空间，与担任直隶总督时期亦不可同日而语。

总署自亲王以下共有八位大臣，其权势都在李鸿章之上，然而他们均另有要职，心思和精力都不集中在总署之内。恭亲王奕?自洋务运动初期即主持总署，重入总署后，依然还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但他整日病卧家中，极少露面，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这位老亲王对于总署事务“浮光掠影，毫不用心”。奕?以下，权势最大的当数户部尚书翁同龢，但翁同龢既不懂外交，也不晓洋务，论事只知道捡芝麻，至于西瓜，别说捡，都不知道在哪里，所谓“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翁同龢后面是吏部尚书李鸿藻，他比翁同龢更迂腐，乃至“不知洋务为何事”。剩下懂洋务、能办事的总理衙门大臣，仅户部侍郎张荫桓一人，其余就连由总理衙门章京起步、可算是总署老人的礼部侍郎吴廷芬，都当着甩手掌柜，对总署事务能敷衍就敷衍。

总署平常进行决策时，采取的是集体负责制，即必须每位堂官签字同意，一件事才能通过，由于总理衙门大臣几乎全是不管事的和外行，致使总署很难做出一个像样的决策。涉及借洋债以修路开矿，因其必须出让权利，易受人指责，总理衙门大臣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奕?、翁同龢等人都是能不批就不批，能不答应就不答应，李鸿章为卢汉铁路建设筹资，以及与英商合作开矿等计划，均因此而夭折。李鸿章对此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退朝回到贤良寺，与幕僚吴永聊及这些，每每拊膺长叹，其焦急愁苦之意，溢于言表。

在修路开矿难以启动的同时，偿还赔款一事又已迫在眉睫。中国的甲午对日战争赔款及“赎辽费”，总计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中日双方约定分三期付清，其中仅第一期就要付八千万两，而当时清廷全年总收入尚不足八千万两，根本无法偿付赔款，无奈之下，便只能以举借外债来偿款。

“三国干涉还辽”后不久，俄国承揽了第一期借款，鉴于本国国库现金储备不足，俄国遂拉上法国，成立俄法道胜银行，共同向清廷借款，此即“俄法借款”。翌年也就是1896年，英、德两国又承办了第二期借款，此即“英德借款”。这两期借款，客观上帮中国解了燃眉之急，但截至1897年开春，清廷仍有八千七百万两的赔款未支付。按照相应条约规定，从中日换约起，若中国能够在三年内（即1898年5月8日前）偿清赔款，则赔款的利息全免（算下来，总共可节省利息一千多万两）。另外，在赔款未交清前，日军还占据着威海，其驻军费由中方支付，每年驻军费也有五十万两之多。这样一来，清廷自然得赶在限期前，加紧筹借第三期外债，以便免去利息，并促使日本从威海卫撤军。

借债偿款本是户部的活。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首先和张荫桓商量，因借款还得减去折扣等费用，张荫桓提出必须借一亿两银子才够，但具体到由谁来借这一亿两银子，张荫桓却未立即应承下来。翁同龢又属意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曾在户部任职的敬信操办，他也不愿意接手，无奈之下，翁同龢只好找上了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