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字（第1页）

中方不同意借地，俄方就不同意结盟；俄方不同意结盟，中方就不同意借地，双方似乎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交涉因此变得非常紧张和困难。

5月18日，李鸿章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加冕典礼在克里姆林宫内举行，各国都派了庆贺使团，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贺臣按序入宫庆贺，在这一列队序列中，李鸿章被安排在首位，同英国王子、德国亲王、日本皇弟等平起平坐，不少国家的皇帝、酋长都排在他的后面。李鸿章还被沙皇授予两枚镶满钻石的头等宝星勋章，其他贺臣虽也有被授予宝星勋章者，但不是镶着红宝石，就是镶着蓝宝石，唯独没有钻石。钻石与否，代表着级别，说明在场贺臣，谁得到的荣誉都没有李鸿章高，李鸿章在克里姆林宫可谓风光一时。

沙皇接待李鸿章，一方面优礼有加，给予非同一般的殊荣；另一方面又不过分张扬，俄国《zhengfu公报》报道李鸿章的消息最少，其目的不外乎是怕引起其他列强的猜忌，从而导致秘密谈判的消息外泄。事实上，直到李鸿章在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谈判始终在紧张进行当中，双方不断进行交涉，大纲也屡经修改，到了最后，总署被迫在原有立场上退却，即放弃“自主接路”，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筑造铁路。

5月下旬，李鸿章认为已无任何回旋余地，也没有再争执下去的必要，遂致电总署，让总署尽快定夺。收到电文后，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张荫桓，会同奕?、奕劻、李鸿藻、荣禄等人，对修改后的妥协大纲进行了复议和讨论，决定按此定案，并请旨得到允准。29日，翁同龢亲至张荫桓处，给李鸿章拍发了“准与俄定密约”的电旨。

双方商定大纲以后，接着就要具体草拟条约。维特虽是沙皇宠臣且实际操控俄国外交政策，但他毕竟是财政大臣，不能完全越俎代庖，至少技术方面仍得由俄外交部主持，因此，维特把与李鸿章商定的大纲交给罗拔诺夫，由后者负责起草条约。

罗拔诺夫身为外交大臣，对起草条约的事自然是极为精熟，条约很快就起草好了，名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也称《中俄密约》）。维特看后完全同意，对于密约的六条内容，未增一条，未删一句。之后，罗拔诺夫将密约呈请沙皇御览。次日，沙皇将原稿退还，亦未有任何增删。

到了此时，维特才突然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劲。因为按照维特原意，同时也是中俄达成一致的意见，中俄同盟是专门用来对付日本的（至于沙皇在与李鸿章密谈中所说还要对付英国，在初步大纲中就已排除），但是密约里写的，却是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此一来，条约中两国互相保卫的范围以及针对的敌人，就不仅止于日本了，而是无论任何国家进攻中国，俄国都有出兵援助的义务。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并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进而在欧洲陷入孤立。

俄国本来并不愿意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说白了，只是要以此为代价，来换取“借地接路”。罗拔诺夫可能是太急于求成，希望以此打动中方，但在维特看来，仅仅为了“借地接路”，就要让俄国与欧洲其他列强为敌，其代价着实过于高昂，况且与中日谈判的初衷，以及双方已经达成的大纲也不相符。

维特感到此“漏洞”关系重大，必须予以纠正，但具体负责起草密约的罗拔诺夫，不论资望还是地位均在维特之上，更重要的是，人家已经请你审阅过，当时让你修改，你不改，现在沙皇都已经御览通过，又说有问题，你这是弄的哪一出？

在不便直接让罗拔诺夫修改的情况下，维特只好去跟沙皇说，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几个字。沙皇听后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在此之后，因为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且还要负责就其他细节继续与李鸿章交涉，故而维特也就没有马上找罗拔诺夫再复核一下。

1896年6月3日，中俄在莫斯科举行了《中俄密约》的签字仪式。仪式上，密约文件被誊录为一式两份，供中俄双方传阅。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起立发言，称对于密约，中俄双方都已非常熟悉，无须细读条文即可签字，但如果有人愿意再看一遍，也无妨碍。

对于罗拔诺夫后面的那句话，其他人都没在意，只有维特由于有过发现“漏洞”的事，抢先拿起己方那一份文件仔细阅读，想再检查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错漏，结果不看不要紧，一看大为惊诧，原来“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几个字竟然还没有删掉！

维特大惊失色，急忙找到正在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把他叫到一边，将这件事小声告诉他。罗拔诺夫用手敲着前额：“哎呀，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

罗拔诺夫终究是个外交老手，擅长随机应变，面对意外情况，并不惊慌。他看了看表，已经是十二点一刻，便轻敲几下，招来侍役，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转向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

在众人都依言前去进餐之际，罗拔诺夫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文件重新誊录一遍，并做了改正。等大家用完午餐，再回来签字时，摆在桌上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两份条约文本。李鸿章及其他中方出席人员均未发现异样，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分别代表两国zhengfu，在已被改动的《中俄密约》上正式签字。

这一细节一直无人知晓，直到维特后来写回忆录，才首次予以披露。有人由此抨击俄国人使用了江湖骗子式的“调包计”，李鸿章等人则被讥笑为外交艺术不高明，受了骗上了当，犹不自知。平心而论，就俄方来说，“调包计”固然不属于教科书式的外交程序，但也并非他们在故意设置骗局，只是设法填补“漏洞”而已。至于中方，由于李鸿章事先并不知道俄方在草约时出现了如此重大“漏洞”，不像维特心里有一个疙瘩，所以未能抢在他前面，在传阅过程中看到有问题的那几个文字，也不是不能理解，以此为依据，指责李鸿章及其参与谈判人员不敬业不认真不高明，未免有些求全责备。

退一步讲，就算李鸿章在签约前发现了“漏洞”，俄方也还是可以拒绝签字，或要求改正后再签字，甚至是已经签了，也不予批准。毕竟“漏洞”与双方的大纲和之前达成的共识是相悖的，届时，限于中俄地位的不同，中方也还是只能屈从于对方，唯一的区别，可能仅仅是会让俄方看起来更尴尬和更被动一些而已。

作为谈判对手，维特对李鸿章的评价并不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李鸿章是十分率真而且认真的……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