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辽（第1页）

李鸿章年轻时也有过受挫和不得意，当时曾有一个自称来自九华山的高僧，给他相面，称其贵不可言，后来李鸿章果然飞黄腾达，只是自此再未见过那位高僧。

李鸿章所居贤良寺本为海内名刹，建寺不久，雍正即在寺内设立藏经馆，遍召海内高僧云集寺中，整理校对历代藏经（即佛经），至乾隆时，终于刊刻而成海内闻名的佛教经典《乾隆版大藏经》。各地寺庙皆以迎请贤良寺大藏经回去供奉为荣，但贤良寺的大藏经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请到的，九华山某寺庙的僧人到京后，便托关系托到了李鸿章的门下，请其为自己写介绍信。一听说是九华山的和尚，李鸿章立刻想起了当年那位高僧，便把此僧叫来，问他高僧如今在哪里。九华山寺庙极多，再说当初李鸿章相面时，高僧留下的身份信息可能也很少，所以对方根本答不出来，但他既是在场面上走的和尚，看人脸色说话这套自然是拿手好戏，当下便顺着李鸿章的意思言道：“您说的那位高僧，不是别人，正是地藏王菩萨化身啊！”

九华山本是地藏菩萨的道场，说高僧是地藏菩萨变化来到人间，倒也说得过去。李鸿章一听大为高兴，不仅亲自写介绍信，而且还命贤良寺主持去有关部门打通关节，最终，在李鸿章的帮助下，那座寺庙的僧人终于得以早早就领到了大藏经。

这些都是清代笔记里记载的故事，真假已经很难考证，但它与李鸿章不甘久居散地，归于沉寂，希望重获朝廷信任，东山再起，重游宦海的愿望倒是重合的。

闲居贤良寺期间，朝廷仍需李鸿章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参与《马关条约》中商约的商定以及辽东半岛的归还。1895年9月30日，李鸿章与新任驻华公使林董就新订商约进行谈判，林董提出条约原稿，双方围绕原稿展开磋商。

光绪对商约的期望，是将利权损失降至最低限度，作为中方谈判代表的李鸿章也竭尽全力，抱着“能争回一分，则为亿万小民多留一分生计”的目标去力争，然而现实与美好愿望背道而驰，日本依然欲壑难填，李鸿章即便绞尽脑汁、费尽唇舌，亦很难奢望对方立刻做出让步。

虽然是所谓的全权大臣，但李鸿章实际很难获得皇帝及成员调整后的中枢的信任，同时也得不到来自上方的任何明确指令，在必须以《马关条约》为前提并受其诸多牵制的情况下，要想空凭口舌就迅速争回利权，谈何容易。李鸿章与林董谈判多日，对于条约原稿未能删改一字，谈判陷入僵局，只得暂时搁置，光绪对此颇为不满。

“还辽”倒是顺顺当当，未起多大波澜。民间有一种传言，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被伊藤博文威逼过甚，遂愤然退席，对别人说：“李某闻名全球，决不受此奇耻大辱，我一定要报复！”此后李鸿章潜回京师，与俄使秘密相商，在李鸿章的竭力“怂恿”下，俄国与德国联手进行干涉，制止了日本割占辽东。因为李鸿章干了这件事，等他再回马关，便遭到了行刺。

传言牵强附会，与事实相去甚远，“三国干涉还辽”并非由李鸿章穿针引线，他在马关被刺与“还辽”也没有关系。不过李鸿章对于“还辽”成功倒是早有预见，他在天津休假养伤时，有一天看外国报纸，上面有文章译述了一条日本的谕令，此谕令乃是日本zhengfu针对三国干涉还辽，为安抚国民而专门颁发。李鸿章阅后立即致电总署，说我在马关谈判时就警告过伊藤博文等人，日本不割辽东便罢，执意要割的话，俄国等国一定不会不管，现在日本zhengfu肯把辽东还给我们，显然是为三国威胁所致。他根据自己的国际政治经验，分析日本这个时候发谕令不过是借此掩饰窘态，给自己找台阶下罢了，并预计从此之后，在“还辽”这个问题上，“必无变局，可想而知了”。

不出所料，10月14日，李鸿章与林董会商辽东交还事宜，经过交涉，中日双方最终达成协约，清廷以付出三千万两白银“赎辽费”的代价，换取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辽东之所以能够归还，乃出于俄、法、德三国的联合干预，但三国与日本在还辽问题上是撇开清廷、单独协商的，与其说是三国干涉还辽，还不如说是四国协商还辽。从始至终，清廷都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结果，中日所谓会商，说穿了不过是对这一结果进行落实而已，李鸿章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李鸿章只能继续等待机会。翌年，机会终于来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各国均派员前往祝贺。之前俄国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病逝，尼古拉二世刚刚即位时，中国曾派遣正在京述职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以头品顶戴的身份赴俄唁贺，此番打算再派王之春出席，但被俄国以王之春位卑望轻，不足以当此重任为由拒绝。

在赴俄特使被打回票的同时，俄国zhengfu特电清廷，要求另外简选“亲王以上的皇室亲贵代表之”。清廷皇室亲王之中，懂洋务的仅奕?一人，奕?长期卧病，就算想去俄国也去不了，总署跟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交涉，喀西尼表示赴俄专使也不一定非是亲王不可，但必须拥有亲王都有所不及的声誉和资望：“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所以从事致贺的人，必须是一个国家中最著名的人，在各国之中都有声誉才行。”他的意见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担当这个重任。可胜任者，只有李中堂（李鸿章）。”

光绪向不待见李鸿章，而且派谁为赴俄专使这件事，好像也用不着洋人指手画脚，但俄国这时对于中国的意义已于往日不同，自然它的要求也就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