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存而名已丧（第1页）

尽管李鸿章在奉命出使日本前，就已知道自己承担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对于世人的各种谩骂和斥责，也已有着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等到真正面对时，那滋味无疑比原来想象得还要更加难以忍受。

马关签约的消息一传到国内，便引得群情激愤，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同光年间，中国国内已有很多大报，一个常年待在本乡的私塾先生在读到《申报》的相关报道后，忍不住责骂：“李合肥误国之罪，与秦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申报》的报道尚属客观平实，其余报纸却没这么客气，它们对和议和李鸿章无一不是猛烈抨击，其中以《新闻报》最为尖刻，李鸿章曾读此报，读后长久无法释怀。

及至李鸿章回国，各种指责和攻击更是喷薄而至。朝廷言官纷纷上折，要求追究甲午战争的致败之由、误国之责，他们或含沙射影，或指名道姓，把满腹怨愤之情几乎都一股脑地倾泻在李鸿章一人身上，这个骂李鸿章“误国”，那个骂李鸿章“屈从日本”，还有指责李鸿章是“汉奸”，直欲将其惩办治罪的。昔日同僚们亦纷纷与李鸿章划清界限，时在天津的直隶布政使陈宝箴，就拒绝拜会李鸿章，一听到李鸿章可能复任直隶总督，便立即抛下“李公早上抵任，我傍晚就挂冠离职”之语，大有与李鸿章从此不同戴天之势。

在民间，则早已形成“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舆论氛围，恨不得将李鸿章这个“汉奸卖国贼”食肉寝皮，以雪奇耻大辱者，大有人在。当时京城有十三位享有盛名的京剧大家，即“同光十三绝”，其中苏丑演员刘宝山，因为戏好演技高，各班争邀，最忙时一天要赶三包（赶包是梨园行话，指赶场），故而人称“赶三”。现场抓哏向来都是丑角的基本功，刘赶三乃此中高手，他出语精妙，胆子也大，连皇上、太后、亲王、贝勒，都敢当场“砸挂”（由相声中引申出的一种喜剧手段，指通过讽刺、取笑某人来达到搞笑的效果）。据传刘赶三为了嘲讽李鸿章，把他在甲午战争中被朝廷处分，“摘去头品顶戴，拔去三眼花翎，剥去黄马褂子”的事，搬上了舞台。恰逢李家人在台下看戏，认为刘赶三这是在恶语骂人，遂告至衙门。刘赶三被拘去打了板子，回家后抑郁好长日子，直至一病身亡，有人遂撰联云：“赶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此联上联的意思是，刘赶三代表了苏丑表演的巅峰，这个人死了，苏丑也就没了，下联所说的“李二先生”即指李鸿章，因李鸿章在家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鸿章为“李二先生”。

联成之后，一时流传甚广，北京官场暗地里直接称李鸿章为“汉奸李二”。然而据考证，刘赶三在李鸿章受处分前一个多月就死了，一个已经死去月余的人，怎么可能在台上“砸挂”李鸿章呢？可见所谓刘赶三嘲讽李鸿章，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它的出现和一再流传，实际是人们在借刘赶三之口，发泄对“李二先生”的愤恨。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连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也不能谅解老丈人，认为马关签约之后，李鸿章已经是“身存而名已丧”，其他事尚可，唯有此事，他没法为李鸿章辩护。李鸿章亦为之抑郁不已，自叹：“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因为担心李鸿章受到严厉惩罚，张佩纶特地通过他在清流时期与李鸿藻建立的老关系，致函李鸿藻，请其帮忙保全李鸿章，说“此老能否避开不测之祸，只在于您一句话”。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则连忙来信提醒，建议他在此危难之际，寻机告老还乡。

李鸿章没有选择告老还乡，但也迟迟未到京复命。回天津后，他一共向朝廷请了二十天的假，在二十天假期结束时，他又上折请求再延假一个月，也得到了朝廷的允许。在这三十天的假期里，李鸿章并不能真的安心养伤休息，除了必须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以及汹汹骂名外，他还受命要对《马关条约》后的一系列善后事宜进行处理，其中最紧要的就是台湾的交割和辽东半岛的归还。

自台湾被割让的消息传至宝岛后，台湾民众如“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人们先是“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震动四野”，继而鸣锣罢市，并拥入巡抚衙门，高呼：“宁战死失台，决不拱手而让台！”李鸿章原本打算以台湾民众这种强烈的反割台情绪为理由，推迟台湾的交接，但日方却以割让台湾作为履约的首要条件，极力催促中国派代表前往台湾商谈交接事宜。

尽管李鸿章已经呈虎落平阳之势，然而帝党清流派仍不肯善罢甘休，必欲去之而后快。“割台”被认为是一个进一步对李鸿章进行打击和羞辱的极好机会，1895年5月18日，刑科给事中谢雋杭奏请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进行台湾的交割，这篇奏折对李氏父子可谓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先说他们“既能够定割地求和之策，自然具有‘用夷变夏’之才”，又说他们“值此大功将成之际，岂有置身事外，毫不关心，作逍遥派之理”，最后说，现在派李氏父子交割台湾，正好可以“实现他们的志向”。

鉴于李鸿章还在假期中，完全可以以枪伤未愈为由，拒绝赴任，翁同龢、李鸿藻力主派“小李”也就是李经方独往，于是当日便有电寄谕旨，命李经方与日本办理割台事宜。

因为是李鸿章之子的关系，李经方早就饱受清流派的攻击和弹劾，与父亲一道自日本返回国内后，指责他卖国的谣言更是闻风而起，比如“借款百万给日本人打仗”“所娶小妾即睦仁（日本天皇明治的名字）的外甥女”。如果说刘赶三嘲讽李鸿章的段子还有一点影子，有关于李经方的这些谣言全都荒诞不经、查无实据，然而却不胫而走，令李经方极为苦恼。

已经让儿子受到连累，若是再前往“割台”，岂不是更要令其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前途堪忧不说，没准性命都难保。李鸿章护犊心切，通过科士达和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联系，又请英美公使出面，希望朝廷能够免除相关任命，然而均被告知“无法可想”。无奈之下，他只好致电总署，称李经方“神志不清，肯定难以完成此艰巨任务”，请旨收回成命。

光绪看到总署的转奏后，旋即发下谕旨，指责李鸿章企图为儿子免除责任，训斥李鸿章“身膺重任，在这种关头，怎么可以置身事外”，并命李经方迅速赴台，不要再寻思推脱，否则“唯李经方是问，对李鸿章也要予以追究”。

面对朝廷的严旨，李经方只得硬着头皮赴任。6月2日，李经方一行换乘小船，登上日舰“横滨丸”号，与日本代表办理了交割台湾事宜。

不出所料，因以李鸿章之子的身份而办理“割台”，李经方再度遭受舆论的口诛笔伐，且之后终身都背负骂名，整个人都变得郁郁寡欢。李经方虽非李鸿章的亲生儿子，但李鸿章一向视如己出，相当喜爱和看重。毫无疑问，伤害李经方也就等于伤害了李鸿章，乃至更甚，然而至此境地，李鸿章亦只能一边愤愤于“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一边哀叹“环境所迫，无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