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气毕露(第1页)
在提出和约修正案的同时,李鸿章不顾自己的伤痛,躺在病榻之上,反复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进行辩驳。除了强调中日友好的长远利益以及清廷的实际困难外,他还着重指出,此次中日战争的起因是日军进入中国,而华军却并未进入日本,援引国际惯例,日本在战胜后也不应对中国压迫过甚。
“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在李鸿章的苦苦争执下,日方终于在和约底稿的基础上做了较大让步,除减少通商口岸等款外,同意将奉天南部割地面积减半,以及将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即由三亿降至两亿。
不过伊藤博文仍坚持要割让台湾、澎湖,10日,他在将包含这些内容的修正案复文当面交给李鸿章时,声称日本条款“已让到了尽头”,并且威胁说如果谈判破裂,他一声令下,战火再起,“北京之危,实不堪设想。如果再进一步说,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后,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怕也不能保证”。
之前在谈到割让辽东时,李鸿章曾警告说,俄国等国一定会起而反对,伊藤等人置之不理,此时李鸿章又提出,对于割让台湾岛一事,英国也将会予以干涉。对于李鸿章这类“以敌制敌”的老套路,伊藤博文自然是看得清清楚楚,他报之以一声冷笑:“岂止台湾而已!不管贵国版图上的哪个地方,只要我想割取,哪个国家能出面拒绝?”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谈判对手的强势和蛮横,李鸿章只能忍辱负重,哀声乞怜。然而伊藤、陆奥态度依旧,连论情讲理的机会都不给他,李鸿章见状,心凉了大半,立即急电总署,表示:“我已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
1895年4月10日,中日展开第四次正式谈判,李鸿章尽管枪伤并未痊愈,身体仍极度虚弱,但还是选择了离开病榻,亲赴春帆楼。伊藤博文这次也特别小心,为了确保李鸿章的安全,他特地修了一条专通春帆楼的秘密小道,以供李鸿章一行出入。
自日方拿出和约底稿后,伊藤、陆奥可谓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已经完全不是之前李鸿章受伤卧床时、好话说尽的那副样子。出于缓和气氛的需要,李鸿章开口先恭维了一下伊藤博文,说:“您的家乡长门(即长州藩)乃人物荟萃之地。”伊藤博文答道:“不比贵国的湖南、安徽。”
湖南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的故乡,李鸿章是安徽人,置身于如今的情势之下,伊藤博文此言显然带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李鸿章一听,也毫不示弱,立即反唇相讥:“湖南如同贵国的萨马斯(应指萨摩藩,日本四大强藩之首,与长州藩对立),最崇尚武功,而长门如同安徽,差多了。”伊藤博文受了奚落,说话都急了:“这次是中国败了,而不是安徽!”
带着一股拂之不去的火药味,谈判转入正题,伊藤博文拿出和款文本交给李鸿章,说:“停战期限短促,和议条款应迅速签订。我已经准备了条款的节本,以免彼此争论,空误时间,中堂大人你看了这个节本后,只有同意和不同意两句话可说。”
李鸿章当即反问:“难道不准分辩吗?”
“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伊藤博文摆出一副战胜者的架势,咄咄逼人。
伊藤博文的所谓“和款节本”集中于赔款、割地两项。赔款项仍写两亿两白银,在李鸿章表示“数额过巨,非中国所能承担,能否减轻”后,伊藤博文威胁说:“减到了这个数目,不能再减了。战争再打下去,赔款更多。”李鸿章反复陈述,中国的确没有钱,借款又利息太重,还不起,伊藤博文颇为冷酷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借债还款,这是中国的责任。”
对于割地项,李鸿章引欧洲例,指出欧洲各国交兵,没有将已据之地全部割让者。伊藤博文则说欧洲是欧洲,日本是日本,西方的成例对日本无用。李鸿章又问:“台湾全岛,日军还没有侵占,为何也要中国割让?”伊藤博文回答道:“现在占领与否,并非问题之所在。虽未占领,但作为要求条件,有何妨碍?”李鸿章颇有些气不过,语气也不由自主地转为强硬:“我不肯让,又将如何?”伊藤博文至此已经是杀气毕露:“如果说所让之地,必须兵力必到的话,我立即派兵占领,如何?我要占领山东及东北全省,你们也将全让吗?”
会场争论异常激烈,双方始终僵持不下,李鸿章最后强调:两亿两赔款,数目太大,一定要再减;驻营口的日军立即撤退;割让台湾之事不必再提。
“这样的话,我们两人意见不合,”伊藤博文板起了脸,“(和款节本)照办固然好,不能照办就算驳回了。”他借此发出战争威胁,声称广岛现有六十余艘船舰,兵粮齐备,之所以还没有出发,只是因为尚有停战协定限制之故。
李鸿章还想继续坚持,重申:“赔款还须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伊藤已面露狰狞:“这样的话,我们立即出兵台湾!”
只要一说打仗,李鸿章就抬不起头,挺不起腰,概因其背后并无任何实力作为支撑,而作为一个实力外交论者,若无实力作为后盾进行硬抗,最终后果将是什么,李鸿章自己是再清楚不过的。为此,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央求对方:“我们两国比邻,不必这样决裂,总须和好。”同时答应在三天之内,请示本国zhengfu作出答复。
次日,伊藤博文即迫不及待地函告李鸿章,声明“和款节本”就是日方底线,中方答不答应,都必须在四天内告知,而四天的期限,就从第四次谈判,也就是4月10日这一天开始算起。李鸿章去函相商,伊藤盛气凌人,重申“实系我方允诺的底线,无可再商”,将李鸿章的函件弃之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