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袭（第1页）

1895年2月5日凌晨，日军鱼雷舰群从水雷区的疏漏处越过，偷偷潜入港内，其中第九号鱼雷艇恰巧驶至“定远”舰附近。此时，北洋水师各管带正在“定远”上开军事会议，发现敌情后，丁汝昌和“定远”管带刘步蟾急忙登上甲板，指挥“定远”朝敌艇瞄准射击。

第九号鱼雷艇先发制人，在相距两百米处，向“定远”发射了艇首鱼雷，接着又在距离五十米的地方，发射了舷侧鱼雷。正是后者击中了“定远”，随着一声巨响，“定远”剧烈震动，海水立即喷涌而入。

“定远”中雷时，其炮火同时也击中了对方，附近北洋舰队的蚊船和鱼雷艇亦猛烈开火。第九号艇的轮机被炸毁，失去航行动力，艇员四死四伤，艇长准备剖腹zisha，后被日军的其他鱼雷艇救出。

区区一艘鱼雷艇，远远不能弥补北洋舰队的损失。在“定远”遭受重创后，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将“定远”驶至刘公岛南岸浅滩处搁浅，作为水上炮台使用。

伊东佑亨通过偷袭尝到了甜头，遂一不做二不休，于翌日凌晨，派鱼雷艇群再次进港偷袭。这次港内的北洋舰队明显加强了防范，不断用探照灯照射和搜索海面，然而这却被事实证明是一个错误的举措，探照灯光两次从日军鱼雷艇上方掠过，都没能发现它们，反而日军却借着灯光，看清了中国军舰的位置，在攻击中一打一个准。

当天日军在夜袭中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北洋舰队却一连损失了三艘舰船，即主力大舰“来远”以及练船“威远”、布雷船“宝筏”，伤亡官兵两百余人。其中，“来远”损失最为严重，被鱼雷击中后，仅仅几分钟内便翻了过去，露出了红色的舰底。在日军发起攻击前，“来远”舰上的官兵大多正在熟睡，最后只有二三十人获救，其中就包括作家冰心的父亲、“来远”驾驶二副谢葆璋，他继黄海海战后又再次大难不死，堪称幸运之极。

夜袭事件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北洋舰队的士气极为低迷，已经降到了自黄海海战以来的最低点，相应地，军纪也难以维持，“来远”遇袭受创的那天，“来远”舰管带和“威远”舰管带均不在遇难或获救者之列，查询去向，竟然都上岸嫖妓去了！

海军军官与陆军不同，都是通过较为规范的西式教育，一步步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究其内心来说，只要觉得前方还有一点点希望，都不至于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干这种事。他们自甘堕落，其实显示的是一种已经无力挣扎、只能任由命运摆布的绝望心情。

2月7日晨，观察到北洋舰队损失严重，且士气不振，伊东佑亨下令发起总攻，联合舰队出动二十三艘军舰，在南岸炮火的配合下，对威海湾展开正面强攻。丁汝昌亲率“镇远”“靖远”等舰进行了顽强抵御，双方展开激战。见战况紧急，丁汝昌决定发挥鱼雷艇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较为灵活机动的优点，派鱼雷艇群袭击日舰。

上午8时30分，北洋水师的十三艘鱼雷艇和两艘汽艇，在“左一”号鱼雷艇管带王平的率领下，突然从西口冲出。联合舰队见状，立刻紧张起来，旗舰“松岛”发出了防备鱼雷艇的信号，整个舰队开始向外海退却。然而，接下来的情形却让敌我双方都大吃一惊——鱼雷艇群并没有向日舰冲来，而是沿着海岸全速向西驶去。

西面是烟台，鱼雷艇群不是要作战，是要逃跑！显然，逃跑者在行动前就已协商一致，为了能够活命，不惜违背军令。问题在于，如果撤往烟台可以，丁汝昌在其他选项已经清零的情况下，不会不予以考虑，此时此刻，口外往烟台方向就是一个陷阱。

果然，日军在恍然大悟后，即刻由航速最快的第一游击队前往追赶，北洋水师的鱼雷艇多已老旧，哪里跑得过日舰，很快就被追上，结果除相对较快的“左一”于午前逃至烟台外，其余不是在搁浅撞毁，就是被日舰击沉或俘虏。

联合舰队当天没能攻入港内，但是鱼雷艇逃跑事件，却在刘公岛引起极大混乱，北洋舰队的士气开始彻底崩溃。当晚，舰队水兵违令乘船上岸，陆军士兵违令登舰要求离岛，二者均扬言，不愿再对日作战。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丁汝昌无比痛心地写道：“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

在丁汝昌的水师提督府门前，大批官兵齐聚请愿，哀求丁汝昌给大家留一条生路。当着众人的面，丁汝昌晓以大义，并表示如果等到11日，即他期盼外省援军来到的那个日子，届时自会有“生路”。

8日，又有一批水兵前来跪求丁汝昌给予生路。所谓“生路”，其实就是投降，旅顺的例子就摆在那里，倘若不肯投降的话，日军攻陷威海卫后，一样会将岛上军民屠戮一空。按照中国乃至东方的战争伦理，投降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大家都不肯明白地说出这个词，倒还是舰队的洋员最坦白，他们直接劝说丁汝昌投降，理由是按照西方的战争伦理，在所有抵抗手段都用尽、内无danyao、外无援军、军心涣散的情况下，投降敌人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

不管官兵如何哀求，洋员怎样劝说，丁汝昌都明确表示了拒绝，他说他不但不会投降，而且绝不会在有生之年，让自己坐睹此事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