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执（第1页）

丁汝昌饱经战阵，拥有海陆军两方面的知识和实战经验，特别是在经过残酷的海上大战后，他对日军的战斗素质及其能力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无论见解还是眼光，都比威海的其他将领要深刻长远得多。在遵命而行的同时，丁汝昌考虑到龙庙嘴炮台被圈在长墙之外，虽已经做了一些补救措施，但防守能力仍然较差，就算由水兵协助，恐怕还没等撑到最后毁炮毁台，炮台就被敌人攻破了。

与其战时无法防守而资敌，孰如自己先行消除隐患？丁汝昌与巩军统领刘超佩、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进行商量，在征得两人同意后，派水兵卸下了龙庙嘴炮台的火炮炮闩。

丁汝昌未雨绸缪，为的是防患于未然，谁知却在威海守军内部引发一场剧烈冲突。发难者是戴宗骞，他和刘超佩正好处于两个极端：对于打仗，如今的刘超佩是过分害怕，一听见打仗，腿就打哆嗦；戴宗骞却是过分自信，即便在桥头集大败，炮台外围已被日军扫荡干净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他的这种态度，其实更多的还是建立在对日军战斗力的不了解之上，本质上仍属于书生意气。

丁汝昌和戴宗骞的私人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丁汝昌能够躲过第二次“拔丁”的厄运，就是戴宗骞联合了刘步蟾等人，向朝廷请愿的结果，但丁、戴在战守的主导思想上又确实存在分歧，以致遇事多不商量。对于丁汝昌在龙庙嘴炮台撤防一事独独把他弃于一旁，戴宗骞感到异常愤怒。

戴宗骞给李鸿章发电，除报告丁汝昌、刘超佩等人“私自”撤防龙庙嘴炮台外，还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放弃龙庙嘴炮台，理由是龙庙嘴炮台背后虽然没有长墙遮蔽，但是炮台里的火炮不是可以旋转着朝陆地方向开火吗？可见它并非如丁、刘所说，完全是在坐以待毙。既然如此，为何要轻易舍弃这样一座好不容易修建起来的炮台？此事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丁、刘皆为贪生怕死之辈！

先前李鸿章在致威海诸将的一封电报中，曾说到半年以来，淮军表现与其期望相去甚远，“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这在天下后世看来，实在是一个大耻辱的事”。他当时痛心疾首地寄语诸将：“你们稍有良心，就必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那么连我都会感到十分荣幸。”

戴宗骞联系到了李鸿章的那封电报，他激动地说：“威海守军尚未与敌接战，（丁、刘）却已怯敌撤防，由此就可知这半年里淮军为何到处打败仗了！”

李鸿章本以老到沉稳著称，但这段时期以来，他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中，整个人已被弄到焦头烂额，很容易着急上火，尤其对于怯懦惧战、闻风而逃的“守台、守营者”极为敏感。戴宗骞的话正好抓住了这一要害，再一听戴宗骞不同意撤防的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于是他就本能地认为丁汝昌可能真的如戴宗骞所说，也像刘超佩一样贪生怕死了，所以才会未战就先将重要炮台撤防。

丁汝昌已被朝廷革去尚书衔，相关谕旨上有“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之语，后来又有圣谕，称要等战事结束后将丁汝昌解送刑部处理。李鸿章训斥丁汝昌，说你现在面临着这种处境，得抓住机会，用实际战绩来争取朝廷撤销处分啊，可是你现在却“胆小张皇，无能已极”，太让我失望了！

丁汝昌很少遭到李鸿章如此严厉的申斥，无奈之下，只好派水兵把已经卸下的火炮炮闩重新装配起来。

刘超佩也挨了骂，李鸿章命令他立即恢复在龙庙嘴炮台的布防，“如不战，轻易放弃炮台，即军法从事”。刘超佩不像丁汝昌是所谓“戴罪之身”，他表现得很不服气，复电对戴宗骞关于龙庙嘴炮台的意见提出异议，再次强调龙庙嘴炮台被圈在长墙外，战时确实难保。见刘超佩不服，李鸿章远在天津，又没法亲自到现场来看，一时也犹豫起来。

时驻烟台的东海关道刘含芳曾参与威海炮台修建，李鸿章急电刘含芳，请他协助评判。刘含芳从其经验出发，认为丁汝昌对炮台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在戴宗骞同样信誓旦旦、称龙庙嘴炮台可以防御的情况下，他也无法论定孰是孰非。

难题转了一圈，又重回李鸿章之手，李鸿章决定维持原议，强令刘超佩恢复了龙庙嘴炮台的兵力。

龙庙嘴炮台的争执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只是丁汝昌与戴宗骞之间，或者说是海陆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但往深处分析，其实反映的却是中方海陆协同作战水平还处于相当低幼的阶段。事实上，从朝鲜战场开始，中日两国在海陆协同作战能力上的这种悬殊差距就已昭然若揭，正是它导致战场的天平不断发生倾斜，乃至影响到了战争最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