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第1页）

在李秉衡看来，威海卫和北洋海军，只不过是李鸿章的地盘及其势力，山东省的兵力要保卫山东，而不是仅仅用来保卫李鸿章的海军基地，自始至终，他都没有任何派重兵帮助充实威海防务的计划。

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和辽东半岛一样绵长，威海陆军兵力既少又弱，却要守卫威海后路东南至荣成、西至登州共五百里之遥的海岸防线。至于北洋舰队，到了这个时候，依然未能恢复元气，在黄海海战中受损的军舰迟迟都无法完全修复，其中“定远”“镇远”拔锚都需花不少时间，起航后也只能勉强行驶，“来远”只修好了一半，这样算起来，总共只有五六艘军舰可以出海。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北洋舰队在自登州海面巡弋返回威海时，适逢海水落潮，“镇远”为了躲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自舰后至机器舱都裂开了大口子。由于旅顺已经陷落，“镇远”无法到旅顺修补，只好由江南制造总局从上海派来六名洋技师，在威海勉强修补。修补后的“镇远”航速锐减至七节，行驶迟缓，加上畏惧风浪，从此无法再担负出海作战的任务，北洋舰队的实力因此遭到进一步削弱。“镇远”管带林泰曾自认失职，服药zisha，使得整个舰队的气氛更加沉闷压抑。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想要迅速重振，乃至再次出海与敌大战，就必须等新购快船到来。奈何李鸿章向英、德两国紧急订购的两艘小快船均被其zhengfu所阻，向智利等南美国家订购的舰船，又因质量不符要求，难以定议。怎么办？李鸿章仍只能采取“存在舰队”的战术，他向威海守军下达了海陆协防命令，实际也是作战预案，即：有警时，北洋舰队应出港，在炮台火力范围内与炮台合力迎敌，但不得远出大洋“浪战”；陆上守军应固守大小炮台，以配合舰队作战以及保障舰队安全为第一要务。

那段时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他的顶头上司一样度日如年。自率北洋舰队由旅顺返回威海后，丁汝昌不仅被正式革职，帝党清流还进行第二次“拔丁”，串联了六十多人，请旨将他锁拿进京，交刑部治罪。得知这一消息，戴宗骞联合刘步蟾等威海的海陆军众将，联合致电朝廷，要求留用丁汝昌。光绪担心威海前线军心不稳，这才不得不做出妥协，下发新的上谕，表示先等丁汝昌办完手上的事情后，再将其解送刑部，相当于默认丁汝昌可继续留任水师提督。

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已经受了重伤，回师旅顺后，伤病变得更为严重，一度不得不向李鸿章申请休假疗伤，由刘步蟾担任代理提督，替自己掌握北洋舰队。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又承受着朝廷和舆论的重压，但丁汝昌仍积极备战，不稍松懈，由于身处前沿，他对“水陆相依”的敏感性更甚，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海军，而是陆路防卫力量过于薄弱，难敷战时所需。

威海炮台以南北岸区分，分为南帮炮台群和北帮炮台群。以南岸的南帮炮台群为例，按照布防计划，此处所有炮台均由巩军防守，另外，扼立于刘公岛和南帮炮台之间的日岛，也归巩军防御。然而驻守威海的巩军兵力总共也仅有六营，不足三千人，以此兵力，既要守卫海岸炮台，又得依托陆地炮台，密切防御陆地来路，光是平时昼夜分班警卫，都不够安排，到了战时，基本可以断定无法应敌。

想到如果日军从后路抄袭，陆路炮台为敌所占，届时海军必危，丁汝昌忧心如焚，然而尽管他多次要求李秉衡添加后路兵力，加强陆路防守，但问题始终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丁汝昌对此既悲且叹，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如果真的到了后路不守的那一天，北洋舰队“唯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

1895年1月18日晨，日本联合舰队出动“吉野”“浪速”“秋津洲”，在登州海面巡弋，并对岸上实施猛烈炮击，给人一种日军似乎准备进攻登州的印象。这当然只是日军的一种惯用伎俩，为的是转移华军注意力，掩护日本陆军在荣成湾登陆。

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对日军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威慑力，以至于联合舰队在声东击西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把“高千穗”开到威海卫港外进行监视。20日，日军运兵船和护航军舰抵达荣成湾，在龙须岛实施登陆。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又命令联合舰队本队、第一、二游击队以及所有鱼雷艇，全部驶往威海卫港外，对北洋舰队进行监视，只留下第三、四游击队在荣成湾负责登陆掩护。

日军先头部队登陆后，毫无战斗力的河防军被一击即溃，日军轻易便占领了荣成县城，并在城内设立了临时司令部。接着，日军开始搭建舟桥，组织陆军登陆，21日，第一批一万四千余陆军得以全部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