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外交（第1页）

对中方而言，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是，就是在中日双方宣战的次日，英国zhengfu发出了要求日本对击沉“高升”号负责的照会，中方对于英国出手干预甚至助战的期待，看起来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面对巨大的外交压力，日本内阁一方面有日英同盟破裂，中英重回过去蜜月期的担忧；另一方面，他们根据过去对英国当政者的观察，又认为英国既然已经确定了“联日防俄”的外交战略，就不会为区区一艘商船而与日本轻易决裂。

为了扭转局面，日本zhengfu首先向英国递交了击沉“高升”号的初步官方报告。这是一份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成，但与事实已相去甚远的单方面报告，报告中诬称是中国军舰先向日舰开火，而且日舰事后才知道自己所击沉的运输船是英国商船“高升”号。在提供这份报告的同时，陆奥宗光还十分谦恭地表示，如果查实确实是日舰错打了英国商船，日本zhengfu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向英国赔偿全部损失。

日本人所走的第二步棋，是进行“危机外交”，通过高效运转的舆论机器，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实施影响。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竟然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韦斯特莱克还论证得有板有眼——你们说“高升”号是英国商船，这个不假，可是它当时已经在为中国军方服务，对日本而言，就构成了一种敌对行为，怎么还能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呢？

什么？事件发生时中日还没宣战？诸君不妨查下国际法，里面可没有明确规定交战双方必须有宣战这一程序，从过往例子来看，交战双方没有正式宣战就打起来的情况，比比皆是，很正常。

“高升”号上运的是谁？中国军队！日方已经能够表明，他们是要开赴朝鲜去对付日本军队的，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同样论调的文章。韦斯特莱克、胡兰德是当时国际法方面的泰斗级人物，他们的这些言论对英国乃至国际舆论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是日本暗地里贿赂了英国媒体，此说未有确证，并不足信，但若说这一波言论操作，与日本发动的舆论战毫无关联，却也难以令人信服。韦、胡作为名校名教授，平时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突然不约而同发表支持日本的言论，而且都得到媒体的重磅推荐，其中敢保证没有一点猫腻吗？

与日本相比，限于未能与近代体制相接轨等原因，中方的应对和舆论战极不得力，其间清廷虽联合英国zhengfu进行了几轮联合调查，但始终未像日本那样，形成一份完整、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没有能够为推动舆论提供更多的证据材料，几乎就是在坐等其成，结果最后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日本从被动转向主动。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升”号事件在英国渐渐变得销声匿迹，zhengfu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8月中旬，英国官方先后在长崎、上海举行海事审判听证会，从第一次听证会起，听证会就采用了日本提供的报告书，结论对日本也相当有利，由此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心。到了第二次听证会。英国更是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日本既不用为击沉“高升”号向英国赔偿损失，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很显然，两个著名法学家的言论及其媒体的推波助澜，固然能够影响zhengfu的判断和决策，但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似乎又超出了舆论的能量范围。

研究者对此众说纷纭。有的说因为日本不断向英国订购军舰，使得英国的造船业受益颇丰，而造船业又是英国的支柱产业，英国zhengfu一定是考虑到，一艘商船的损失，远不能和造舰所带来的收益相比，因为“高升”号事件而与日本这个购舰大主顾弄翻，毫无必要。还有的说，两年前，日本通报舰“千岛”曾被英国商船击沉，日方当时死了七十多人，便要求向英国索赔，但是到了年底，英国法庭却驳回了日本的赔偿请求，英国方面很可能是对此抱有歉意，于是正好拿“高升”号事件来进行弥补。

其实，还是日本的观察最能说明问题，即英国对“高升”号事件的态度，依然取决于它会不会把“联日防俄”的外交战略继续下去。

在丰岛海战中，中弱日强已经一目了然，英国人用他们那鸡贼的眼光一瞧，就知道该支持谁了——与新崛起的日本爆发冲突，未必对英国有好处。反之，若继续英日同盟，站在日本一边，对英国而言则有益无害，正如英国官方报纸《圣詹姆斯公报》所说：“日本对于英国并没有危害，它将毫无疑问地与俄国发生冲突，并逼迫中国更加对外开放，这对英国是有利的。”

两次听证会的过程和结果，说穿了，就是英国zhengfu最后决定的付诸实施，即在“高升”号事件中偏袒日本，抛弃中国，至此，李鸿章和清廷的期望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