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第1页）

在长崎事件的谈判和处理过程中，日方并不认为自己理亏，也始终未承认己方存在过错，最后肯以近似于赔款的方式解决此事，说白了就是实力不及使然，因此也有人把它看成中国在对日外交上的一次胜利。

在布置威慑、使日本不敢贸然寻衅的同时，李鸿章又运用“以敌制敌”的策略，奔走于英、俄之间，竭力缓和英、俄围绕巨文岛所产生的争端，以期英国撤出巨文岛。经过多次磋商，他终于取得了俄方关于不占领朝鲜的口头承诺，随后即以此为依据，要求英国撤离巨文岛。1887年2月，英国军舰从巨文岛撤离，该岛回归朝鲜，巨文岛问题终告解决。

与长崎事件相比，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更为成功有效，中国据此一举扭转了《中日天津条约》后一度所处的被动局面，通过强化中朝宗藩体制，重新掌控了东亚外交的主动权。

外交和海军威慑互动，是李鸿章在新时期所采用的新思维，东亚事务的频频得手，又增强了他对这种运作方式的信心，为此，在海军建设方面更加不遗余力。

总理衙门成立后，向国外增购的四艘巡洋舰，原计划全部由德国伏尔铿船厂按照“济远”级承造。但因“济远”穹甲巡洋舰的型式本出自英国海军的新式设计，而“济远”又是伏尔铿首次制造此类战舰，朝野经过争论，最后决定将订单拆开，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及伏尔铿船厂各造两艘。其中在英国订造的是“致远”“靖远”，为穹甲巡洋舰；在德国订造的是“经远”“来远”，为装甲巡洋舰。

由于原本由德国独揽的订单被拆分给了英国，就英、德造船技术究竟谁更胜一筹的问题，两国海军部因此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引起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关注。俾斯麦自然是以本国为先，他认为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船舰，并不是英国的造船技术有多出色，而只是出于在远东事务上继续维持与英国“盟国”关系的考虑。

俾斯麦专门指示伏尔铿船厂，要求他们“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不靠产品以外的因素，而只靠产品来赢得中国这个大客户的认可。因为设计建造时采用了高规格和高标准，“经远”“来远”虽是德国继穹甲巡洋舰后，设计制造装甲巡洋舰的开始，但其满载排水量、船炮威力等，超过了中国前后订造的所有巡洋舰，是除“定远”“镇远”外，北洋舰队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战舰。

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陆续回国，加入北洋舰队，这使北洋舰队拥有的进口高速巡洋舰达到七艘，内含两艘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三艘穹甲巡洋舰即防护巡洋舰（“济远”“致远”“靖远”），两艘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

1888年10月，朝廷批准并颁布由李鸿章具体负责的《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此时的北洋海军，无论是建制还是船舰数量，都已初具规模，舰队的大小船舰达到二十五艘，除战列舰和高速巡洋舰外，还有李鸿章从英、德分别购进的“福龙”“左一”等六艘一等出海鱼雷艇（雷击舰），原有的“镇东”“镇西”等六艘炮船（即蚊船），国内自产的“威远”“康济”和英产“敏捷”等三艘练船（即训练舰），“利运”运输船一艘。

作为国内当时唯一的经制海军，北洋海军已具备了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由此也改变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军队几乎不能出海作战的被动局面。李鸿章要借海军威慑和外交牵制来对外“保和局”，北洋海军乃是其重要的实力基础以及凭恃。随着北洋海军实力的增强，他开始将远东海上威慑的范围，从东北亚延伸至东南亚，在《北洋海军章程》中，他就作出规定，要求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交前往辽东、朝鲜乃至日本海岸，冬春之交前往南洋群岛，进行操演和巡防。

到1888年为止，日本经过三年造舰计划的实施，其海军也达到一定规模，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两艘防护巡洋舰“浪速”“高千穗”，两舰都出自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制造水平。尽管这样，由于很多舰船仍未竣工，所以此时日本海军的全部吨位、炮位以及海战潜力，仍远远落后于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中国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