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函（第1页）

慈禧既是个擅长君王之术的当国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按照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利用言路造成的舆论声势，最大限度地攫取和集中权力的同时，也给清流派来了当头一棒。原本其实很让清廷为之头疼的汹汹言论，在被兜头浇了盆冷水之后，立即为之一变。

李鸿章对越南战事本就持谨慎态度，一度主战，很大程度上只是迫于清流派和舆论的压力。现在眼看前线军队已丧失主动，清流派受到压制，舆论也已转向，他对于谈判解决中法争端便又产生了兴趣。

李鸿章在操办洋务运动的实践中，深感新式人才严重缺乏，故而一直秉持“才借异域”的观念，极力吸引和聘用洋员，以此之故，聚集在他身边，遇事以备顾问的洋员数量也就相对较多。德璀琳是李幕洋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李鸿章与这位英籍德国人最早结缘于马嘉理案，当时李鸿章赴烟台与英国谈判交涉，时任烟台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向其提供了帮助。李鸿章发现他才能出众，对他很是赏识，两人私交甚厚，之后德璀琳调任天津海关税务司，遂正式成为李的顾问和心腹。

中法战争爆发后，德璀琳改任广东海关税务司，赴任途中，他在香港与停泊于此的法国海军舰队不期而遇，该舰队所属“窝尔达”舰舰长福禄诺从前久居天津，与德璀琳过从甚密。德、福相约一同由港赴粤，在此期间，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福禄诺居津时曾应邀为北洋水师制定章程，与李鸿章有过短暂的交往，谈到中法冲突，福、德都认为仍有和谈希望。福禄诺兴之所至，当即写就密函一封，让德璀琳转交李鸿章。

德璀琳将此事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发现这是一个重新打开和谈大门的良机，于是立即报告总理衙门，让总理衙门饬总税务司赫德，再由赫德令德璀琳返回天津。1884年4月17日，德璀琳奉命火速返津，将福氏密函交给了李鸿章。

福氏密函中首先提到了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曾纪泽因中俄伊犁交涉成功而一举成名，在那次引起海内外瞩目的重大外交活动中，他凭借不凡的勇气和智慧，“虎口探食”，赢得了一次“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受到舆论的高度评价。

到了中法越北交涉，曾纪泽依旧采用偏强硬的外交手法，但却因形势已有很大不同，导致效果差强人意。按照德璀琳的说法，曾纪泽在巴黎屡屡发表激烈主战的言论，而且花钱收买英国等国报纸，制造反法舆论，这些外交举措使得法国人大感恼怒。

德璀琳认为，曾纪泽在巴黎的外交努力，客观上不但不能促成和谈，反而已成为恢复谈判的一大障碍。作为中法议和的先决条件，他建议中方将曾纪泽调离法国，并且提醒说，法国zhengfu内也有主战主和两派，和中国zhengfu无异。所不同的是法国已经打了胜仗，中国打的却全是败仗，若继续任由曾纪泽在巴黎发声，只会让法国zhengfu内的主战派更占上风，谈判必难以重启。

接获福氏密函后，朝廷按照以和为贵的态度，首先下令李鸿章赶紧与福禄诺详细会谈，接着又按照德璀琳的提议，宣布撤销曾纪泽驻法公使的兼职，由驻德公使李凤苞代理。

李鸿章迅速电告福禄诺，以示中方重启谈判的诚意与迫切心情。福禄诺本非法国zhengfu的正式谈判代表，他与德璀琳相遇和写密函均属偶然，他自己也在密函中声明，所提各项建议尚未向本国请示，仅为“个人私见”。但因茹费理内阁正有和谈之意，遂立刻做出回应，授权福禄诺前往天津与李鸿章谈判。

5月5日，福禄诺抵达天津，次日即与李鸿章正式开始谈判。福禄诺代表法方，要求中国撤出在越北的全部军队，不再过问法越之间的条约签署等问题，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广西、云南边境贸易，并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

福禄诺在谈判中提出的种种要求，并没有超出李鸿章的预计，也都在他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只有一点，即支付战争赔款，他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当然朝廷也不会答应。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决定去掉战争赔款，保留福禄诺所提出的其他几条要求，以此达成简明条约五条，此即《中法简明条款》，也称《李福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