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可畏（第1页）

自中法交涉以来，李鸿章饱受清流派和舆论的指责。有人在弹劾李鸿章，要求立予罢斥，说李鸿章每年花掉的国防经费不啻百万，却每每主张议和，这只能证明两点：其一，他是在虚张声势，恫吓朝廷，以掩盖其贪生怕死、牟利营私的个人算盘；其二，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

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对于一个掌握着一定权力的重臣、封疆大吏而言，诸如此类的言论，所给他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困扰之大，可想而知。

舆论可畏，而舆论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清流派所左右。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国家内政外交方面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实权和最后决定权并不在他手里，后者被以慈禧为首的满族贵族集团紧紧掌握。慈禧擅长权术，她利用甚至是放纵清流派，借以牵制李鸿章等权臣，从而使得朝中派系争斗更加复杂，政局叵测。

李鸿章慎之又慎，迟迟不愿与其他国家兵戎相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怕影响洋务运动。毫无疑问，洋务运动是李鸿章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业，在洋务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中国国力尚未能够得到显著提升之前，不能轻易对外言战，以致破坏国内相对稳定的局势和环境，这成为李鸿章外交的核心理念。

李鸿章很清楚法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综合实力，至少在现阶段，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尤其李鸿章主持海防，对法国的海上军事力量更是有所忌惮，若与法国交战，他觉得战而胜之的把握不大。

尽管如此，在经历法国毁约撤使，新的法使又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寸步不让等一系列事件后，对于法国在越南咄咄逼人的势头，李鸿章也有抑制不住的反感和愤怒，同样也产生了“既然怎么让步都不行，那就干脆打打试试”的想法。

至1883年，李鸿章所致力推动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从表面看，称得上是成绩斐然：该年以轮船招商局为龙头，长江上的华商已占十分之六；开平矿务局从生产之日起，就与日本煤争夺市场，而且渐呈优势。李鸿章所采取的“官督商办”模式，也得到商界的热烈响应，并在本年度形成了一个高峰，仅轮船招商局当年就添招新股一百万两。

李鸿章主张实力外交，深信只有增强实力，才能力保国权不失。随着洋务运动的持续推进，大量军用、民用企业的创办，中国国力肯定有所增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若非如此，北洋水师不可能迅速得到扩充，甚至中俄伊犁交涉能够成功，中国能够进兵朝鲜并占据主导地位，背后都少不了国家实力作为支撑。

越南战场上主要是陆战，不涉及海战。在陆路，中国兵多，法国兵少，中国是主场，法国是客场，在洋务运动似乎已初见成效的情况下，若是能够充分调动其时的国内资源，保证前线部队器械精良、粮饷充足，难道就一定打不赢法国吗？

1883年12月17日，即法军占领越南山西城的次日，李鸿章上折，反对从越南撤兵。半个月后，他又致函李鸿藻，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改变态度，主张在越南与法军一战。

李鸿章的表态，使得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大得其势。清流健将张之洞彼时已出任山西巡抚，他与在京的李鸿藻、张佩纶等人积极呼应，上折强调事已至此，须做好在越南战场上与法军决一死战的打算。至此，主战舆论更占上风，即便有人仍表示异议，但已无人敢与其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