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以需治（第1页）

过去由于清王朝厉行海禁，中国与属国之间只有陆路贸易，而且主要还是朝贡贸易，中朝亦然，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中朝物产的互通互补受到阻碍，但东西方洋商洋船却可以从中获得转运的利益。1882年10月，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中朝订立《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朝贸易由此开始步入了自由通商的新时代。

李鸿章与朝鲜订约，有助于解决中朝贸易问题，同时开朝鲜风气和促其富强，但其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此。通过条约，中方获得了在朝鲜的治外法权、各口通商、兵舰住泊和沿岸航行、沿海渔业捕捞等权利，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权利为中国所专有，与朝鲜缔约的欧美各国不在一体均沾之列。

观察家认为，中朝订约是自平定壬午兵变以来，李鸿章最为出色的一次对朝外交行动，同时也是中国对朝政策中最富有意义的一大举措。以中朝订约为标志，中国对朝政策开始由“治以不治”走向“治以需治”。

按照《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一条规定，李鸿章奏派道员陈树棠为商务委员，常驻朝鲜，名义上是管理商务，实际是为了干预朝鲜外交。朝鲜外交事务较为繁杂，熟悉外交与商务的人才奇缺，应李熙之请，李鸿章又为之代聘原德国驻天津领事穆麟德为朝鲜外交顾问，并由穆麟德指导朝鲜海关事务。在派遣穆麟德的同时，李鸿章还选派了马建常随行。马建常是马建忠的哥哥，兄弟俩都曾留学欧洲，对国际公法多有研习，李鸿章让马建常跟着穆麟德，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穆氏与朝鲜联络商办，另一方面也有对其进行牵制的用意。

日本仍对朝鲜构成潜在威胁，同时也是中国在朝鲜的主要竞争对手。朝鲜李氏王朝兵力薄弱，党争剧烈，日本则一面借《济物浦条约》相关规定驻兵汉城，一面不断对朝鲜进行挑拨勾引，针对这一情形，李鸿章奏请朝廷，将吴长庆所部庆军六营也全部留在朝鲜，以为震慑。

日朝签订《江华条约》后，朝鲜接受日本的军事援助，创建了由日本人充任教官、名为别技军的新式军队。别技军与朝鲜旧式军队在待遇方面相差悬殊，成为壬午兵变爆发的诱因之一，别技军也在兵变中遭到歼灭。随着朝鲜政局趋于稳定，朝鲜zhengfu欲继续练军，应其要求，李鸿章从天津机器局调拨了包括十尊十二磅开花炮在内的各式枪炮danyao，通过吴长庆赠送给朝鲜，作为其练军之用。吴长庆同时按照李鸿章的命令，委派营务处袁世凯等人代朝鲜练兵，袁世凯主持朝鲜新建亲军左右两营的训练事宜，并因此开始崭露头角。朝鲜国王李熙对此非常高兴，认为中方军援使得朝鲜“无兵而有兵，无械而有械”，拥有了自己的军事防卫力量。

经历内乱的朝鲜百废待兴，但zhengfu财政却较为窘迫，加上还要按照《济物浦条约》向日赔款，导致兴办诸事多有困难。日本曾多次提出可向朝鲜借款，李鸿章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中朝订约不久，即在中国财力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设法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华商股份中抽出五十万两白银，以朝鲜的关税以及红参、矿物等税作为担保，借给朝鲜，助其度过财政难关。此次借款，是近代中国对朝鲜的第一次借款，从借款条件来看，利息较低，偿还时间长，由此也可以看出，借款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目的还是要排斥日本及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渗透

派驻人员顾问朝鲜外交，主持朝鲜海关驻兵朝鲜，代练朝军，李鸿章在壬午兵变后采取的这一系列具体措施，给一度被外界认为徒有虚名的中朝藩属关系，注入了更多的实质内容。日本对于中国向朝鲜派兵，将自己踢出局外本就愤懑不平，至此更为忧惧愤恨，自明治初期以来，两国在琉球、台湾、朝鲜等问题上的积怨随之发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开始被日本视为自己的第一潜在敌人，对中国备战也由此被提上了日程。

日本高层认为，由于国力有限，凭借日本目前所建立的海陆军，尚无对中国一战而胜的把握，因此亟需对军备进行扩充，以求尽快改变在中日对峙中占据绝对优势。1882年11月24日，天皇敕谕，增加征收特别税，用以筹集军费。这标志着日本将对中国备战正式作为了国策，围绕这一目标，日本迅速展开了海陆军尤其是海军的扩张。

张佩纶曾设想要以“东征”逼迫日本进行军备竞赛，其实无需那样大动干戈，人家已经在撒开两腿拼命跑了。至于他说可以靠军备竞赛压垮日本，则完全是想多了，正如李鸿章所言，日本绝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弱小。相反，在明治维新成果的驱动下，对于开展军备竞赛，它还有着足够的国力支撑及其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