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之策（第1页）

日本暂时不敢对抗中国，但可以压制朝鲜。在花房义质的胁迫下，朝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济物浦即仁川），按照条约，朝鲜向日本赔款五十万日元（后实际只赔付了十五万日元），并派使谢罪。由于中国驻朝军队的威慑，日方原先提出的增开商埠、割让土地等苛刻条款，都不得不予以放弃，但双方商定在赔款未付清之前，可由日军派兵千人留守日本使馆。

壬午兵变和《济物浦条约》，同样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清流中有“铁汉”之称的给事中邓承修拟折，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虽有雄长亚洲之意，但终究地小国弱民贫，远不及中国地大富强，既往日本敢于接连向中国及属国进行挑衅，都源于中国避战以及不断容忍。此次中国登陆朝鲜且镇压壬午兵变成功，足以证明中国的力量强于日本，他建议借助于这一好的势头，派知兵大臣驻扎烟台，集结南北洋战舰，示意东渡，并命已驻扎朝鲜的水陆各军暂缓撤回，以为犄角，以此对日本进行恫吓，责其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

在邓折正式呈递前，张佩纶特地给李鸿章写去密信，泄露了清流派为他复出而奔走的底细，明确示意清流派之所以肯这么做，目的就是希望李鸿章能够出山“经营日本”，张佩纶同时请李鸿章对于邓折既不要驳斥也不要回复，等待他另上奏疏再说。

邓、张上疏在前，掌握中枢的李鸿藻呼应在后，邓折一呈递上去，朝廷即表态认为所奏不是没有见的，谕令李鸿章议复。

清流派通过张佩纶提前给李鸿章打预防针，本希望他对邓折不予置评，或至少不进行反驳，但李鸿章向来对事不对人，何况涉及对日作战这样的军国大事，又岂能置之不顾。接到谕令后，他未按照张佩纶的事先嘱咐去做，不仅照旧上奏议复，而且还批评邓承修务虚而不务实，想对日本使用恫吓战术，但结果却很可能是弄巧成拙。

在李鸿章看来，要慑服日本，虚声恫吓是没有用的，必须靠实力说话。他比较了中日海军实力，指出北洋水师现在也只有“超勇”“扬威”较为得力，其余军舰尚难以在大洋上作战，而且南北洋水师船舰又都驻于数省，号令不一，如果日本孤注一掷，在海上与中国决一死战，胜负难料。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靠实力震慑住日本？要等那两艘在德国订购的铁甲船来华，再添购几艘新式巡洋舰以为辅助，届时朝臣、枢臣、部臣、疆臣合谋一气，将水师整合出南北一盘棋的大格局，则不战即可屈人之兵。

清流派雄辩滔滔，但不免有纸上谈兵之嫌。针对邓承修派知兵大臣驻扎烟台的建议，李鸿章将烟台和天津做了比较，断言驻烟台远不如驻津更为有利，当务之急不是要移驻烟台，而是要添备战舰，只要水师拥有足够数量的战舰，且统驭得人，日本不敢不服，琉球案也不难了结。

同一天，张佩纶上折，提出“密定东征之策”，主张由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作为东征日本的主力。鉴于台湾乃日本要冲，山东为天津门户，张佩纶同时建议由台湾、山东疆吏治精兵、蓄斗舰，以与南北洋水师互为犄角，在此基础上，再委任知兵大臣统筹指挥各部，然后分军巡海，对日本绝关绝市，并召回驻日使臣，进而逼迫日本增防耗帑，被动地陷入与中国的军备竞赛中去。

对于日本的认识，张佩纶和邓承修相仿，都视日本为贫弱小国，非中国敌手。至于日本既往敢惹中国，张佩纶有所补充，他认为过去是恃海为险给了日本胆量，但现在中国拥有了跨海征战的能力，日本海上力量也已非中国对手，中日交战，战胜日本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朝日签订《济物浦条约》后，张佩纶对此结果甚为不满，坚决主张责成朝鲜改约，或派军舰与日本交涉，以便修改朝日条约。他在奏折中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诉求，邓承修提出要借势解决琉球问题，他则希望能够将琉球、朝鲜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也就是在军备竞赛阶段，乘日本虚竭疲困之机，迫其解决琉球积案，修正朝日条约，日方若服软得快还则罢了，不然便大举进攻，一战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