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的信号（第1页）

在所有藩属国中，朝鲜最为清廷所优隆。清王朝的许多宗藩礼仪规定，都对朝鲜有特别优待，如按规定，藩属国朝贡时使团随从不能超过百人，前往北京的不能超过二十人，贡船不得超过三艘，每船人数不能过百，但朝鲜却并不在此例。

朝鲜能够如此被清廷看重，缘于其战略地位不可忽视。当时的清廷认为，朝鲜半岛在地理上乃中国东北地区的天然屏障，东北的安全有赖于朝鲜作为保障，丢掉了朝鲜，就意味着外敌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长驱直入。

李鸿章虽然主张“弃藩邦，保疆土”，但主要还是就南部边陲的诸藩国而言，朝鲜不一样，就地缘政治上来说，它毫无疑问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实际上，海防大筹议结束后，李鸿章在奉命部署海防时，就已将朝鲜视为防卫中国的第一线，其对朝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李鸿章建议朝鲜按照“藩国自主”的原则，和日本进行谈判并与之通商修约，本是希望在中国不介入的前提下，既能保证朝鲜不受日本欺凌，又能以朝日和好的方式息事宁人，但结果却超出了中国所能容忍的底线——由于朝日在《江华条约》中相互确认对方为“独立主权国家”，中国对于朝鲜的宗主权，居然被日朝两国给单方面取消了！

《江华条约》的签订，以及之后日本在朝鲜的活动，使得中朝关系骤然降至历史最低点。这对中国而言，乃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清廷当然不愿意接受如此结果。1879年，日本通过废藩置县，正式吞并琉球，此举更加引起了中方警觉，也由此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原先所有藩属国都是内政自主，但就从这一年起，朝鲜事务原由礼部具体办理，转为由北洋大臣直接监督管理，由驻日公使协助。

李鸿章长期关注朝鲜事务，堪称“朝鲜通”，但真正介入朝鲜实际事务的处理，还是从1879年开始的。这时他已深切体会到，朝鲜问题不仅将成“朝鲜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国之隐忧”，如果让日本最后强占朝鲜，对中国的威胁实在太大，那样的话，就不用再指望朝鲜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了，相反，它还会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和桥头堡。

威胁中朝的，还不止日本。丁日昌在他的“后六条”中，之所以将东北列为最重要的防卫区域，是因为他认为有两个中国的邻国都对之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染指，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另外一个就是俄国

俄国与朝鲜本不接壤，因为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清廷请俄国出面调停，结果俄国却借此巧取豪夺。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俄迫使清廷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它，这样俄、朝之间才有土地接壤。现在看到日本在侵朝方面已走到了自己前头，俄国南下侵朝的野心日益明显。随之而来，英、美、法、德诸国也都想跟朝鲜建立通商关系，朝鲜问题逐渐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重心。

在这场新牌局中，接牌的看似是朝鲜，实际是中国；另一边，日本出牌，西方大国跟牌，但就全局而论，日本始终在主导牌局，左右着它的去向、方式和力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要想展开战略反击，最主要还是看己方在牌桌上能否压制住日本——能压制住，就会柳暗花明；压制不住，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这时丁日昌正在家中养病，他在条陈海防事宜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和对策。如同当初的“后六条”一样，该条陈令李鸿章为之拍案叫绝，认为独辟蹊径，“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