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八条（第1页）

1876年4月，李瀚章、薛焕的查办结论终于出炉，奏报到京。按照他们提供的说法，杀死马嘉理和阻止柏郎进入滇境的，都是云南当地的“野人”。

此前威妥玛已回到北京，直接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相应的谈判也时断时续地进行了好几个月。对于总理衙门提供的这一查办结论，他的反应非常强烈，认为中方所谓的查办，简直如同儿戏一般，他不仅要求将岑毓英及各官各犯提京重审，而且还以查办不实为由，要求将李瀚章、薛焕也一并处分。

总理衙门准备在增开口岸及整顿商务等方面，设法满足英国要求，但断然拒绝将岑毓英等提交审讯。威妥玛对此已有所料，他总括英国的要求，重新列为八条，之后告诉总理衙门：如果中方接受这八条，便可以不提审岑毓英等，滇案亦可了结；如果八条被拒，岑毓英等也不能到京提审，那么英国将从中国撤回使馆人员，要求巨额赔偿，并占据部分中国领土作为担保。

“威八条”是在“威六条”“威七条”基础上的升级，也是一年多以来英方关于滇案本身及英国扩大在华权益的具体化。

对于“威八条”，清廷当然不能完全同意，但又害怕谈判破裂，于是便请赫德出面调解。这时英国正因土耳其问题发生国际危机，英国外交部要求威妥玛尽快解决滇案，这使威妥玛对清廷失去了耐心，于是再次出京赴沪。

与上次离京不同的是，这次威妥玛不是要跟本国zhengfu请示商讨，而是在示意与中方决裂。清廷慌乱起来，急令李鸿章在天津设法挽留并尽量与之定议。

李、威再次会谈，因为李鸿章毕竟没有被正式授权处理滇案，许多事情无法做主，所以会谈仍无结果，威妥玛不久即离津赴烟台避暑，同时通过赫德，指名要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到烟台与之谈判。

7月28日，清廷被迫答应威妥玛的要求，派李鸿章到烟台与威氏会谈。李鸿章正式接手解决滇案，但到了这个时候，滇案已经相当棘手。他深知此案拖得越久，越易节外生枝，英方要价也越高，考虑到将岑毓英等提京重审，是威妥玛要挟中方的主要手段，他主张提岑毓英来京与威妥玛当面对质。但总理衙门的交代却是“此举有碍中国体制，中国决不能允”，指示除这一条不能同意外，其他均可让步。

晚清政坛有所谓清浊流，清浊流的区分较为复杂，在推行洋务运动的那些年，对洋务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者，一般为清流人物，反之则为浊流，不过这仅仅只是就内政而言，涉及外交，就又有另外一个标准。在当时的大吏或名吏中，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皆为清流，李鸿章则为浊流。几个清流人物里面，除了李鸿藻顽固守旧，排斥洋务外，张之洞、张佩纶其实或多或少都还算讲求洋务的开明之士，他们之所以和李鸿藻归为一类，主要就是对外态度都趋于强硬，也就是说，强硬即为清流，反之便是浊流。

清流之中，以张之洞、张佩纶“二张”为代表，又有相当一批人是言官，他们少年新进，由科举而直接授职，既不通世故、不谙世事，同时又缺乏操作具体事务的经验和能力，但热衷于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并通过这一方式来影响甚至左右舆论，号称“清议”。同光初年，清议和弹劾之风盛极一时，其声势之壮，上足以鼓动总理衙门，甚至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下足以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它不仅是守旧顽固派阻碍、牵掣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同时也对外交事务造成重大影响，连作为总理衙门主持者的奕?，在判断和做出决策时，亦不得不对“清议”有所顾忌。

李鸿章是浊流中的核心也是关键人物，受“清议”攻击最多，他对“清议”所造成的弊病感受最深，并为之深恶痛绝。

朝廷重在如何集权，李鸿章则重在如何办事。从不同的着眼点出发，李鸿章认为，“清议”者分析问题，往往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只是为了能够崭露头角，便不切实际地慷慨陈词、大发宏论，虽然大多空泛无用，然而因其具有“政治正确”的“道德优势”，别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难公开反对。

在李鸿章看来，滇案发展到现在这样难以收拾的地步，责任都在于内外大臣听信或屈从于“清议”——

作为边疆大吏的岑毓英，为邀抵制洋人之誉，任性糊涂，轻举妄动，首先触发大案。身负外交重任的总理衙门，因怕遭到“清议”反对和攻击，在案件初发时，可退让的也不退让，应处罚的也不处罚，只是一味拖延，以致将“威六条”拖成“威七条”，“威七条”又拖成“威八条”，结果令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就是肯做大的让步，人家也不答应了。

李瀚章、薛焕负责赴滇查办案件，李鸿章了解他的兄长，知道他和薛焕都“不谙洋务”，也就是不懂外交。李、薛二人在奉命之初，就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所以未能彻查滇案，以致横生枝节。若非如此，只要他们根据案情真相，拿出相应证据，证明滇案与官员无涉，就算威妥玛以将岑毓英等提京重审作为要挟，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予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