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制西（第1页）

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并不是一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考虑任何取舍，都会斟酌其利弊。他分析，日本通过类似于洋务运动的“自强运动”，购买和制造西式武器，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这些都是实现自强，抵御欧美大国的有效办法，中国搞洋务运动，日本搞自强运动，二者联手，弱弱相连，以日抵西，今后就不用害怕西方国家肆意恫吓，予取予求了。反之，日本就可能倒向西方，并按照远交近攻的思维，像西方国家一样威胁中国，进而在中国的对手和敌人名单上再添新成员。

致总理衙门的信件，是李鸿章在会见柳原的第二天就写好并寄出的。在信中，他力主联日制西，指出柳原此次访华，对于联日而言，恰是一个送上门来的好机会，他本人赞同答应对方的订约请求，认为与其订约，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可取的，订约之后，即便不能联络日本成为中国的外援，也可防止日本成为西国的外府。

尽管对于柳原来访和欲与华通商缔约，李鸿章有求之不得的心态，但他并未因此忽视缔约所应注意的问题。以往清廷与西方大国订约，后者都会强行加入所谓“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并且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利用这项条款，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使中国经济发展深受其害。李鸿章等人早有通过洋务运动使国家自强，从而修改与西方大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渐次收回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打算。已在西方大国手中的既然都想收回，日本自然更不能给予，以免日后麻烦，李鸿章因此提出在对日订约时，不能援引西国之例，把不平等特权也许给日本。

奕?阅读李鸿章的来信后，并未被其说服，在柳原的不断催问下，他通过成林向柳原递交了一份照会，以书面形式答复说，中日既已在上海实行通商，可仍照此办理，没必要缔约，实际是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日方的缔约请求，而且将通商也仅限于上海一口。

然而柳原态度坚决，接着又向总理衙门转呈了条约草案，大有不订约就不回国的架势，同时他还面谒李鸿章，请其代为陈请。李鸿章于是再次致函总理衙门，说明日本对于立约的决心很大，不便不允所请，但总理衙门不为所动，仍旧坚持原议。奕?指示成林和李鸿章对柳原再多加劝说，实在劝不动，也不能立即订约，而应告诉柳原，先将条约草案暂存中国，等以后待派大员来议。

柳原却没这么好打发，他隐约表示，如果中方还是不依所请，他将邀西方大国为之介绍。这让总理衙门一下子尴尬起来，因为西方各小国来华订约，也都是由英法为之介绍，即“以英法为护符”，他们怕日使真这么做的话，到时不答应不好，答应无异于示弱，清廷将脸面扫地。

在此期间，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对日交涉成为他的专责。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和奏折中，李鸿章强调如果笼络日本，则能使其为我所用，若一味拒之门外，必将成为中国大敌，而要笼络日本，就必须建立通使，这样才好设法联络和牵制。

总理衙门被柳原恐吓后，正在骑虎难下之际，这边李鸿章又诉之以利害关系，于是决定根据其建议，重新组织复议。经过复议，大臣们都认为李鸿章的意见是对的，总理衙门遂改变初衷，再次照会以柳原为首的日本使团，对其立约交涉的动议予以初步确认，并允许日本于次年特派使团来华商谈订约之事。柳原达到其来华的最初目的，这才率使团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

按照大清国的机构设置，总理衙门只是国家外交的执行部门，对外交涉的最后审批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1870年11月，总理衙门以奕?的名义上奏朝廷，此折刚一提出，就遭到安徽巡抚英翰的强烈反对。

英翰担忧日本，不是像李鸿章那样，认为日本“自强”后怎样怎样，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老一套的“倭寇”情结。李鸿章论证说，明代虽有倭寇屡犯中国沿海，但自清初建政以来，就没有这种事了，咸丰年间内有太平军“作乱”，外有西国胁迫，日本亦未乘机侵扰中国，也没有借此机会要求与中国“立约”。他据此认为，立约之后，中日也完全可以做到相安无事，关键还是订立一个什么样的条约。

李鸿章的奏折，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继李鸿章之后，他也上疏支持与日本订约。看到李、曾两位能左右政局的封疆大吏都奏书作保证，朝廷终于正式批准了总理衙门要求与日本商谈订约的奏议，同时下谕指示由李鸿章具体负责谈判的前期准备，李鸿章获悉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自己将为此竭尽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