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第1页）

除了通过机器生产这一角度，对“西洋长技”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突破外，李鸿章对于经济层面的中外比较也有所松动。他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不单单是拥有先进的洋枪洋炮，他们同时还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换言之，西方大国的船坚炮利只是表象，背后是强大的工业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若中国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以贫交富，以弱敌强”，结果仍然只会是一败涂地。

在李鸿章的施政理念中，“富”与“强”被联系起来，他认定“富”是“强”的基础，求“强”必先“富”，在他的倡导下，洋务运动也开始由“自强”转入“求富”。

如何求富？战争年代，湘淮军的军饷主要都来自厘金也就是商业税，李鸿章从中得到的发现是，财富就来源于这些商业税，因此要想求富，就应先振兴商务。如何振兴商务？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效仿西方的机器生产，兴办实业。

兴办实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李鸿章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轮运业。这是一个利润很高的领域，当时洋行刚从香港买的一艘旧轮船，只要往返上海、汉口一次，获得的水脚钱（水路运物的收费）就足敷该船的成本，因此在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获得沿海、内河航运特权后，外国洋行便纷纷利用这一特权，在中国经营轮船运输业务。据统计，在1862年至1863年，仅上海一地，经营轮船航运业务的外国洋行，即达二十家之多。

由于中国船业原来所使用的都是旧式木帆船，无法与来去迅疾的洋火轮竞争，使得外国轮船公司迅速垄断了中国的沿海、内河航运业，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怡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这些外资企业获利惊人，以旗昌为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每年便能获利二十多万两，到七十年代，猛增至九十多万两，短短几年，总资本即由最初的一百万两增至两百多万两。

除了江海利权尽为洋人占尽外，原先承担zhengfu漕粮运输的沙船船帮也因此遭到毁灭性打击，大批沙船船主破产，水手失业，三千多号帆船休闲腐烂殆尽，连带数十万石漕粮难以北运。

就在朝廷有关大员束手无策之际，李鸿章指派专员，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作为由李鸿章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他对于用什么方式来经营，有过一番深思熟虑。

之前李鸿章所创办的军工企业，采用的都是官办形式，实施衙门化管理，其最大的缺点就是经营管理的紊乱和腐败现象很严重，各局普遍不讲经济效益，生产效率低，成本高，以至于造艘船的费用往往超过向国外直接购船的费用。若民用企业继续采用官办形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必然就高，很难与同类别的外国产品竞争。再者，若以官办形式创办民用企业，势必遭到其他国家的强烈抵制，即便李鸿章要这么做，朝廷也不会同意。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已使朝廷成为惊弓之鸟，zhengfu最怕与外国发生商务摩擦，进而再度引发战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官方就更要避免与外商直接发生冲突了。

在中国，盐业历来实行专卖，这一行业有一个传统词汇，名为“官督商办”，即zhengfu授权私人经营，但销售须由zhengfu统一垄断。李鸿章从中借用过来，对轮船招商局也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当然词虽然还是那个词，含义却已大有不同，具体来说，就是让有资金、有经验的商人来掌握企业的实际经营权，官府对企业进行控制，并从经济和政策上予以扶持，“赖商为承办，赖官为扶持”。